按語：關于政府要不要資助藝術，在國外的專家中也是一直爭論不休。本文發(fā)表于《畫刊》2011年10期。

前言

政府是否應該補助藝術是長久以來爭論的議題。雖然歷史告訴我們，藝術曾受到過梅迪奇（Medici）家族的王公貴族、奧地利的帝王們、英國的國會議員們以及法國共和政體的津貼補助。但是，政府應該津貼補助藝術嗎？支持者認為藝術以非營利為目的，具有公共效益，需要政府的保護與支持。反對者認為政府介入藝術會防礙藝術的自由表達，成為宣傳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認同的工具。

近年來，隨著全球性的財政緊縮，藝術的補助日益縮減，自籌財源成為博物館、美術館等藝術機構的一大挑戰(zhàn)。雖然博物館莫不希望政府能夠投入更多的資源與補助，讓博物館有足夠的經(jīng)費去呈現(xiàn)高品質的展覽與教育活動，但文化政策的制定不僅需要受到大眾的監(jiān)督，也與政策制定者對藝術的認識密切相關。因此，本文提出“政府應該補助藝術嗎？”這一問題，從史學的角度入手，從權利與不平等的議題切入，對西方藝術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關于政府補助藝術的觀點進行分析，檢視正反兩方面的爭論，反思藝術與博物館的社會價值與責任，以此思考藝術補助政策機制應如何形成。

贊成政府補助藝術的主張

一、藝術的外部效益成為藝術獲取補助的理由

在西方，一些經(jīng)濟學家對于政府補助藝術的見解，往往以市場供需為判斷，由此提出了市場失靈的問題。我們知道，當一個市場能夠有效運作時，是不需要政府干預的，也無需宏觀調控或緊縮，我們接受市場的結果。那么，為什么藝術就該例外呢？為什么藝術不能象其他商品那樣任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呢？這是因為藝術的市場運作并非總是富有成效，產生的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現(xiàn)象成為支持政府介入藝術的理由。如經(jīng)濟學家詹姆斯·海布倫（James Heilbrun）和查爾斯·蓋瑞(Charles M.Gray)提出造成市場失靈的主要因素是壟斷、來自外部的因素、公共財、降低成本行業(yè)與缺乏資訊。[1]并以此檢視這些因素是否出現(xiàn)在藝術文化領域之中。還有一些經(jīng)濟學家從藝術的外部效益或集體效益問題入手，認為藝術的外部效益成為藝術獲取補助的理由，但同時也引發(fā)了反對者的爭論。

關于外部效益（externalities benefits），我們以教育為例來說明什么是外部效益。我們知道，教育為受教育者制造個人效益，也提供外部效益給整個社會。外部效益是每個受教育的成員給其他社會分子的利益。由于全體消費的外部效益讓社會成員普遍受益，它也可被稱為“集體效益”。對于教育外部效益的分析和描述，對于藝術也同樣適用。

雖然藝術跟教育都能提供提供個人效益給消費者，這些效益是人們在欣賞現(xiàn)場藝術表演、參觀博物館和畫廊或接觸其他藝術品，所得到的樂趣與教化。這些樂趣和教化被歸類為外部或集體效益(collective benefits)。下列外部效益是一些經(jīng)濟學者的論點：

1、藝術是留給下一代的遺產

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鮑莫爾（W.J.Baumol）和鮑恩（W.G.Bowen）認為，保存藝術與文化作為留給下一代的遺產合乎集體效益。[2]這個主張不僅適用于書籍、建筑遺跡，以及博物館藝術品的保存，也適用在技藝、品位與傳統(tǒng)維護方面要求精益求精的表演藝術。以博物館為例，博物館通過研究與典藏確保過去與現(xiàn)在的文化藝術可以繼續(xù)留存，經(jīng)由展示與教育，讓子孫認識人類豐富的文化遺產，從而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

然而海布倫（Heilbrun）和蓋瑞(Gray)同時也提到：“文化遺產的主張固然強而有力，但并非沒有條件限制：如果沒有政府的津貼補助，私營部分對藝術文化的強烈興趣，足以確保文化遺產的維護保存嗎？換言之，我們可以同意傳授文化傳統(tǒng)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外部效益，卻又認為“遺產”的邊際價值很低，不足以成為津貼補助的政黨理由。”[3]

2、藝術有助于提升國家聲譽

有些人為受到國際認可的本國藝術家和表演者感到自豪，這些藝術家的崇高聲望，因而造成某種程度的集體效益。此外，藝術有助于國家“柔性權利”的展現(xiàn)，從而建立國家聲譽。

此一論點，也招致了社會學家的挑戰(zhàn)。就像艾倫·皮寇克（Peacock）所言：“倘若民族聲譽值得支持，我們怎么曉得到底哪種行銷手法比較有效率，是津貼補助藝術，還是贊助有才華的運動團隊到國外巡回表演？”[4]哈格則堅決否定美國的精致藝術，博物館對建立或維系民族認同有任何貢獻，反而是沒有獲得補助的運動、電視與搖滾演唱會，有助于美國分享與社會凝聚力的發(fā)展。

3、藝術有助于提升地方經(jīng)濟的效益或都市再生

藝術活動可以為地方經(jīng)濟的生產者提供外溢效益。許多經(jīng)濟學家認為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存在，有助于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或促進都市再生。藝術可以吸引外地的消費者，他們除購買當?shù)氐谋硌莼虿┪镳^門票外，也會在當?shù)氐纳痰?、餐廳與旅館消費，從而促進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甚至可以增加就業(yè)機會。最知名的案例如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該博物館的建立促成衰落的城市區(qū)域再生，亦成功的塑造新的區(qū)域風格與形象，成為以藝術促進都市再生的重要案例。

該論點雖然正確，但也有專家認為地方的經(jīng)濟效益不是讓中央政府付款的理由。如內澤（Netzer）認為：“因為中央政府沒有理由只針對單一城市給予藝術津貼補助，以便吸引游客或新公私設立。而不為其他城市這么做。從國家整體的觀點而言，藝術唯有在吸引國外游客或新公私的情況下，才算提供經(jīng)濟刺激。即便從地方的立場，我們必須謹記除津貼補助藝術外，還有其他更有刺激地方經(jīng)濟的途徑?！盵5]

4、藝術對通才教育的貢獻

博物館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美國博物館協(xié)會認為：博物館是收集、保存最能有效地說明自然現(xiàn)象及人類生活的資料，并使之用于增進人們的知識和啟蒙教育的機關。如胡伯·格林希爾（E.Hooper-Greenhill）認為教育是博物館存在的理由，肯定博物館的教育功能。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博物館皆提供公眾教育服務的利益與貢獻。鮑莫爾與包溫也認為：假使一般人都承認通識教育讓社會間接受惠，藝術也必定是如此。因為它們是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由于大家普遍了解教育集體效益的重要性，因此這會是個強有力的主張。

5、藝術有助于參與者的社會提升

關于藝術有助于參與者的社會提升方面，海布倫和蓋瑞認為：“參與藝術可以磨練我們的鑒賞力，或讓我們接觸到同輩中最高與最佳的成就，令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如果情況如此，那就是一種外部效益，因為大眾僅透過參與藝術來尋求個人的滿足。倘若那個人的行為舉動在過程中有所改進，對他人來說也是好事，對參與者來說就是外部的。”[7]

但也有學者認為沒有科學證據(jù)支持藝術有助于個人品格或行為的說法。聆聽貝多芬的音樂或研究畢加索的繪畫，無論這類經(jīng)驗多么令人愉快，事實上并沒有什么提升影響力。

6、藝術鼓勵藝術創(chuàng)新

藝術創(chuàng)新亦是政府補助博物館的理由。創(chuàng)新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大來源，并可以申請專利保護。那么藝術領域的創(chuàng)新呢？海布倫和蓋瑞認為：“然而在藝術領域，創(chuàng)新卻無法享有專利權，諸如畫作、樂曲、或是編舞等特定藝術作品，會受到著作保護權。但對特定作品的創(chuàng)新原則——像新的繪畫技術或新舞風——著作權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護，而無法提供這類保護則可能是社會無效率的表現(xiàn)。藝術實驗創(chuàng)作不僅花錢，也很容易失敗。當它失敗時，試圖這么做的藝術家或非營利團體必須承擔所有成本（而且在商業(yè)方面也不能抵稅）。但當它成功時，發(fā)明的人并不能阻止其他人免費使用這種新技術。這類情況越來越多，就會阻礙想要改革藝術的人，結果他們的實驗創(chuàng)作便遠低于社會期待的數(shù)量?！盵8]從創(chuàng)新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市場失靈形成藝術津貼補助的理由。

二、藝術的特殊性是藝術補助的另一個理由

藝術具有公共財與殊價財?shù)奶卣?br/>
從以上論述可知，藝術具有的外部效益足以說明藝術存在的理由，也是政府公共津貼補助的理由。那么現(xiàn)在要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決定藝術外部效益的實際價值。若是這些外部效益存在，就具備經(jīng)濟學者所謂“公共財”（public good）特性。

按照經(jīng)濟學家的解釋，“公共財”具有兩個特征：首先它隸屬聯(lián)合消費，也就是一個人在消費它時，不會損耗其他人享用的剩余數(shù)量。第二，通常公共財并不會排外，一旦有這樣的財貨存在，就沒有辦法阻止某人從中獲益，即便那個人拒絕為此付費。由于無法強迫任何人為消費它而支付特定費用，就不能像普通財在市場上標價求售，來為公共財籌措資金。它們反倒必須透過公共部門得到報酬，因而稱為“公共財”。

根據(jù)“公共財”的特征，來自藝術的外部效益顯然具有公共財?shù)耐獠啃б妫核鼈儗儆诼?lián)合消費，但并不排外。藝術所具有的這種特殊性質使它具備了普通愉悅身心的事物，如宗教、美酒所不具備的價值。另外，來自市場和私人對藝術的支持不夠充分、不夠理想，沒有達到社會收益最大化，以至于需要政府插手將藝術作為福利提供給國民。

藝術不僅具有公共財?shù)奶卣鳎簿哂小笆鈨r財”(merit goods)的特性。根據(jù)經(jīng)濟學家馬斯格雷夫（Musgrave）的解釋，“殊價財” 是指社會判定大家想要的商品，并提供超過消費者愿以市場價格購買的數(shù)量。索羅斯比與威瑟斯（Throsbyand Withers）認為，根據(jù)他們研究國家政客的公開宣言：“有關殊價財?shù)目紤]，或許是政府介入藝術最重要的單一解釋。藝術被視為好東西，或更精確的說，是一種特別好的東西，因此政客們愿意支持藝術，即便他們曉得這所導致的活動數(shù)量，會超出任消費者自行選擇下的需求?！盵9]

“殊價財”的另一種解釋，就是它所描繪的商品和服務層次，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或“本質性的優(yōu)點”，讓它們不同于一般的消費者商品。[10]內澤就是以這種立場，來撰寫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在全美以較大范圍津貼補助現(xiàn)代舞蹈的政策：“基本上那個決定是種一般性的殊價財假設，多接觸一點現(xiàn)代舞是件好事”。循此同一脈絡，他認為津貼補助大都會歌劇院，“必定以一種明確的殊價財主張為基礎：大都會歌劇院是好東西，唯有靠大量的公共津貼補助才能永續(xù)存在”。[11]同理，內澤的觀點也可推至藝術文化與博物館，須透過補助降低殊價財?shù)膬r格，以提升消費的數(shù)量，或是鼓勵民眾參與。

藝術作為成本遞減產業(yè)

1996年，鮑莫爾和鮑恩在其合著的《表演的藝術：經(jīng)濟學的兩難》中提出表演藝術成本?。╟ostdisease）的理論，該理論指的是表演藝術隨著經(jīng)濟增長、社會成員個人收入增長，卻無法象其它商品和服務一樣提高工作效率，因而面臨成本攀升的財務壓力。海布倫和蓋瑞指出博物館為成本遞減產業(yè)（decreasingcost Industry）。成本遞減產業(yè)指生產的平均單位成本，會不斷隨著市場產出需求而下降。在此，舉例以說明博物館的成本遞減原則。假設某一博物館每日固定成本花費為一萬美元，當參觀人數(shù)為十人時，博物館花費于每人的平均成本為一千美元。但若是參觀者人數(shù)增加為一千人時，博物館花費于每人的平均成本即降低為十美元。因此，隨著更多參觀者進入博物館，其對公眾開放的基本成本就可以分散到更多的參觀者身上，博物館應盡可能開放讓大多數(shù)人可以入館，這即是博物館成本遞減原則所在。

在經(jīng)濟學上，通常把博物館的一些固定開支如水電費、清潔費、安全保衛(wèi)費等稱之為邊際成本。在門票定價策略上，為了平衡收益，博物館必須收取相當于平均成本的價格，但這個價格必高于邊際成本，也勢必會造成參觀人數(shù)的減少。但是如果定價低于邊際成本，博物館就會面臨著虧損。因此，經(jīng)濟學家指出：博物館依邊際成本訂出的價有不足額的現(xiàn)象，但不足額的部分則由年度公共津貼補助支付，這樣可以彌補博物館的損失。因此，博物館作為成本遞減產業(yè)也是政府補助藝術的理由。

反對政府補助藝術的主張

“補助”本身就蘊含著不平等的權利作風，因為任何干預都讓民眾沒有辦法明智的選擇。因此，反對補助著憂心國家機器透過補助政策介入藝術的發(fā)展，將導致藝術喪失自主性，成為宣傳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認同的工具。因為透過補助，政府有權利決定何種是“好”的藝術與展覽，博物館也可能因為主政者的品味而獨厚某些類型的展覽。到底何種藝術才是“藝術”？何種藝術才是“好”的藝術？補助政策似乎凸顯了此項議題的矛盾性。例如美國參議院赫爾姆斯（Jesse Helms）對抗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就是一知名的案例。1989年，由NEA資助的藝術家麥博索爾普在《完美時刻》（The Perfect Moment）展覽中展出有與同性戀有關的作品。展覽組織者是賓西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學院，獲得了3萬美元的NEA補助，計劃在費城、芝加哥、華盛頓等城市巡回展出。該展覽觸怒了參議員赫爾姆斯，導致參議院投票表決制止NEA支持“淫穢或粗鄙”的作品。該事件突顯出藝術自由與權利掌握之間的角力問題，也是公眾、國會審美與藝術界的專業(yè)審美標準沖突的結果。

此外，補助政策亦常牽涉到公平議題。到底是津貼補助是富人付費幫助窮人，或是反之亦然？現(xiàn)行的收入分配如何影響接觸藝術的機會？是否收入的不公令窮人無法完全接觸藝術與文化，以致成為公共津貼補助的理由？正是基于權利與公平的爭論，并非所有的社會學家或經(jīng)濟學家都贊成政府補助藝術。在反對公共津貼補貼藝術的訴求中，最激烈的要算社會哲學家歐內斯特·凡·登·哈格（Ernest van den Haag）及政治科學家艾德華·班菲爾德。我們可以從以下論述中看到他們的立場與觀點。

一、哈格的立場

哈格在《政府應該補助藝術嗎》一文中從三方面表明反對政府補助藝術的立場：

一、沒有好的社會政治理由，讓政府強迫納稅人津貼補助政府篩選出來的藝術。哈格否認美國的高階藝術對建立或維系民族認同有任何貢獻。美術館的藏品跟我們的民族生命沒有關系，它們對我們國家的凝聚力或認同并沒有貢獻。

二、這么做就是強迫所有階層津貼補助中產階級。他以歌劇為案例，主張津貼補助嘉惠中產與較高階層的觀眾，而這些錢則來自一般的納稅者。

三、這么做反倒是傷害，而非幫助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創(chuàng)作。哈格認為就真正的藝術創(chuàng)作來說，政府的津貼補助其實是弊多于利。他認為政府無法分辨藝術的好壞，因而會一視同仁的分配津貼補助。但如果以一視同仁的方式來分配款項，就會吸引冒充的藝術家，大筆的政府預算會浪費在制作假貨。更糟糕的是，當津貼補助建造假藝術的世界之際，真正的藝術家更難成功。[12]

由此可以看出，哈格反對藝術的相關外部效益，可以成為公共補貼的理由。對于哈格的主張，海布倫和葛雷認為：“哈格不僅對經(jīng)濟學者所說大部分集體效益案例視而不見，還利用他選擇討論的案例，建構出極其狹隘的主張。”[13]

二、班菲爾德的主張

班菲爾德對于公共津貼補助藝術的反對意見發(fā)表于《民主繆斯》（The Democratic Muse）。這本書涵蓋美學、政治史、政治理論和經(jīng)濟學，但僅限和視覺藝術有關的政策。他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哈格類似。他強調完全競爭市場能產生最理想的資源分配，也認同在理論上，外部事物會造成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但卻不愿將其視為津貼補助的理由，因為他認為經(jīng)濟學者并未表明外部事物具有足夠的價值，政治力比起經(jīng)濟力更能干預藝術的自由。[14]

班菲爾德跟哈格相同，沒有看到藝術的特殊性，不明白為什么美術館不將門票價格提高，同時也不理會保持低價門票的成本遞減主張，也就是利用津貼補助支付不足額的部分。他知道較高的價格讓窮人更難參與，但他認為這應該透過收入重新分配來解決，而不是調降某些商品的價格。雖然他的結論并未討論什么觀念，但這個推論意味他并不把藝術視為殊價財。

結語

補助是文化藝術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藝術對社會整體帶來的外部效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為下一代保存文化遺產，以及源自藝術創(chuàng)新的集體效益。藝術的特殊性也是另一個津貼補助的理由。也有一些社會學家從權利與公平的角度，反對政府補助藝術。這些爭論對于時下我國迅速發(fā)展的當代藝術以及博物館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在當下，隨著我國政府大力發(fā)展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當代藝術和博物館等非營利機構都被納入到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領域，文化產業(yè)政策有取代文化藝術政策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更有必要討論國家藝術支持的規(guī)范性、政策性與合法性。如何讓政府對藝術的補助更有效率與效益，健全補助機制，是文化政策制定者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希望本文透過“藝術補助”的議題，為我國政府資助藝術、規(guī)范藝術活動的政策制定尋求理論依據(jù)與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