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文脈，畫有畫脈。但文脈對于一個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來說是靈魂，是國家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畫不是。從大的方面講“文者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畫可能是不朽之事，但不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思想、學術(shù)、歷史可以通過文永久、準確、完整地傳播下去，用畫來傳播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自從文字產(chǎn)生以來，各種學說、思想及歷史都是靠文字傳流下來的，不可能靠畫傳流下來。

“半部《論語》治天下”。直到現(xiàn)在，我們都靠一種主義，一種理論或某種思想治理天下，這都是文脈的一部分，不可能靠畫去治理天下。一篇文章可以治天下，一篇文章可以亂天下，“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就是靠一篇文章吹響的。畫的功用不會有如此之大。有很多人是因為讀了一本書或一篇文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或走上了獻身民族事業(yè)的大道，畫的力量不會有這么大。

讀書不獨能改變?nèi)说臍赓|(zhì)，而且能養(yǎng)人的精神，長久讀書(優(yōu)秀的書、高雅的書)，人的心胸開闊，氣質(zhì)非凡?！案褂性姇鴼庾匀A”，內(nèi)在充實的是文雅之氣，表現(xiàn)在外的“華”也絕不同于凡俗。畫家畫人物重在畫出人物的內(nèi)在氣質(zhì)，工人、農(nóng)民、士兵、商人(奸商、儒商)、賣菜的、挑擔的、文人學者、教授，各有各的內(nèi)在氣質(zhì)，這氣質(zhì)正是內(nèi)在蘊藏的外現(xiàn)。人們經(jīng)常說“學者氣質(zhì)”而不說“畫家氣質(zhì)”，也不說“作家氣質(zhì)”，更不說“農(nóng)民氣質(zhì)”(其實各有各的氣質(zhì))，就因為學者以讀書為職業(yè)，讀的書多了，這氣質(zhì)必然非同一般。作家、畫家也必須讀書，但較學者讀書為少，氣質(zhì)也無法和學者相比。而且學者讀的書非淺薄之物，多高深之理，義理融通，文精詞妙，境界非凡，人的精神在讀書中得到涵養(yǎng)，精神變了，氣質(zhì)也變了?？鬃诱f：“古之學者也為己，今之學者也為人”?！盀榧骸本褪浅鋵嵶约?，豐富自己，改變自己，自己好了，為政自然公正有方，作文自然高雅有理，繪畫自然格調(diào)不俗。

藝術(shù)是自我代表，繪畫更是自我表現(xiàn)，你的氣質(zhì)不凡，格調(diào)高雅，學問精深，人品不俗，自然會在畫面上有所表現(xiàn)，心手不可相欺。當然需要一定技巧，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方式是技巧，沒有技巧無法表現(xiàn)，有了技巧，表現(xiàn)了你自己，你沒有學問，在畫上怎能顯示出學問；你沒有不凡的氣質(zhì)，畫面上怎能顯示出不凡的氣質(zhì)。多讀書，多為文，改變你的氣質(zhì)、精神，才能改變你的畫。技巧是表現(xiàn)的手段，人才是主體。人的改變靠文，不能靠畫，畫的改變也靠文。

明李日華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闭沁@個道理。

中國歷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國度，唐人“以詩取士”，詩寫得好才能中進士，才能做官。而西方一直是貴族和教會把持政權(quán)，貴族和教會需要藝術(shù)，全由匠人去創(chuàng)作，匠人的審美觀決定藝術(shù)的品質(zhì)。而中國的文官需要藝術(shù)，一方面以文人的審美左右藝術(shù)，一方面文人自己參與創(chuàng)造藝術(shù)。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國有文人畫，而且其他畫種和藝術(shù)也都借鑒中國畫，文人畫又以書法為基礎，書法更是文人的專利和文人必備的基礎。

文官治政，一切都要以文為基礎。中醫(yī)、園林、繪畫等等，都有很強的文化性。畫上要題詩，還屬于文在畫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內(nèi)涵。董其昌題畫詩云：“一一毫端百卷書”，每一筆上都蘊藏有百卷書的基礎，好的文人畫上一筆一墨中都有百卷書、千卷萬卷書的底子，否則不可稱為文人畫，也不會有文人畫的內(nèi)涵。明代的周臣曾指導過唐寅繪畫，但后來畫的名氣趕不上唐寅。有人問他，老師不如學生，應作何感想。周臣回答：“但少唐生三千卷書耳。”周臣在繪畫技法上可以作唐寅的老師，但畫境和畫的內(nèi)涵都趕不上唐寅，還是讀書少了。不讀書，不學文，豈能作好畫。

前面說過，文的功能大于畫，孔子、莊子的思想，黑格爾、達爾文、馬克思的思想都是靠文傳播，不可能靠畫傳播。孔子說：“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只可游之而已。儒家又認為藝術(shù)是“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焉”)，“小道”的作用趕不上“經(jīng)國之大業(yè)”的文，但這個“小道”又必須建在“大道”的基礎上，沒有文的修養(yǎng)，文的內(nèi)涵，這“小道”決不能成功。所以，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繪畫又不是小道。

鄧椿在《畫繼》中說“畫者，文之極也”，又說：“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表示了他對文與畫的關(guān)系之重視，畫成為文的最高表現(xiàn)了。

前面說到文脈與畫脈，文脈至為重要，但中國的畫脈中又一直有文脈的內(nèi)涵和基礎。所以，畫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則便是畫匠之畫，便是庸俗的畫，格調(diào)不可能高。至于在畫上題詩文，乃是文人畫的另一形式。尚不在此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