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資深“美術館人”王璜生新作《作為知識生產的美術館》出版面世。作為《王璜生：美術館的臺前幕后》系列文集的“第一彈”，這部作品開門見山地就美術館的定位、職能與使命等一系列本體性的問題作出立論。作者也將自己的觸覺延伸到了美術館管理、策展和藝術史論等方方面面。

　　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細說美術館的臺前幕后

　　一位藝術“行者”的探索之路

　　作為長達20年的美術館從業(yè)者，王璜生將對這個與他的生命已然密不可分的事業(yè)的所觀所感，盡然傾吐紙上。各種文體雜陳于一書，既有專論、演講，又有評論、訪談等。其筆觸亦顯多元，或平實、或新穎、或尖銳。一言一語，皆以親身經驗作注，對業(yè)內問題進行了獨到的剖析。該書既可幫助門外漢了解美術館背后的工作進程，也為同行提供了一份可資借鑒的工作指南。日前，南方日報記者對作者王璜生進行了采訪，就書中所論及的業(yè)內關注的議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

　　作為我國著名美術館研究者、美術理論家、策展人及藝術家，王璜生曾參與廣東美術館的籌建工作，并擔任廣東美術館館長多年。在任期間，他成功地將當代先鋒藝術力量召集到廣州，使之成為華南實驗藝術重鎮(zhèn)，其中尤以他親手打造的“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和“廣州三年展”最為人所熟知。2009年，王璜生結束了他在廣東美術館長達12年的工作，出任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一職。他的到任，也使得這所擁有超過半個世紀收藏史的美術館，迸發(fā)出令人驚嘆的生命活力。短短幾年里，他舉辦了一系列學術價值和前瞻性兼具的展覽，相繼推出的“泛主題展”和“未來展”兩大雙年展品牌，讓業(yè)界為之矚目。

　　王璜生不僅是一名敢于嘗試、引領潮流的“行者”，他在學術上也以新穎獨到的見解而著名。在《作為知識生產的美術館》一書標題，作者便開宗明義地點明了他探索多年的“知識生產”的概念。王璜生認為，美術館就是創(chuàng)造知識的空間。他將“知識生產”比喻為“美術館的發(fā)動機”，從展覽、收藏、評價到研討，都圍繞構建公共知識體系。

　　“知識生產”的概念在西方早有成熟的表現。自其誕生之初，美術館便展開了建立“百科全書”式藏館的嘗試。所謂“百科全書”，并不僅從收藏的角度著眼，更強調通過對藏品的分類和詮釋，以生產知識、并對知識加以展呈。然而，由于國內的美術館起步較為滯后，真正意義的美術館成型也不過百年。近年來，美術館雖如雨后春筍一樣出現在大江南北，而“美術館時代即將到來”的預言也盛行一時。但與之相較，目前美術館辦展方面的反應仍顯被動，對美術館的評價也缺乏行內公認的準則。種種亂局與迷思，觸動了作者關注和研究的愿望。

　　作者在美術館界“十年如一日”的求索，及其多重身份的實踐與嘗試，使得他的文字因而理據充分又真實可信。王璜生認為，中國的美術館事業(yè)“任重而道遠”，首先應虛心向外學習，并踏踏實實做好本分工作。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系主任李公明也指出，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了“在實證經驗基礎上進行學理探討”的鮮明特征，而且“問題意識與實踐意識都十分強烈”。

　　李公明尤其注意到，作者對“將美術館展覽僅限于知識”的現象作出的批判和反思。王璜生始終堅持，美術館的一切，無論是美術館的收藏、環(huán)境，還是知識生產的目標對象，都應該首先站在“人”的角度來討論和考慮問題。在美術館“公共性功能”的問題上，王、李二人亦所見略同。所謂“公共性功能”，即美術館有責任為思想的自由碰撞提供表達空間。李公明還補充道，“公共性功能”實際上是與“知識生產”并行發(fā)展的，這一特征比美術館提供的知識本身更具超越性和普遍性，也更居核心地位。

　　當然，除了理性的思辨與尖銳的洞見外，書中收錄的文字，也不乏感性的肺腑之言。對于王璜生來說，20年的美術館工作早已不只是一份單純的職業(yè)，而在工作、學術和生命之間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系。在《自序》里，王璜生回顧了自己從事美術館工作的心路歷程。他表示，盡管外人看來，他對美術館的工作已近乎著迷，然而他仍然對其保持著“清醒的距離感”。作為美術館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者，王璜生以美術館的角色、性質和使命為題，作為“臺前幕后”文集的“頭炮”，向讀者更立體化地呈現其“對‘知識生產’的認識和實踐努力”。

　　專訪

　　自主與監(jiān)督推動美術館進步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談到，美術館應該包含“四個意識”，即自主意識、史學意識、文化關懷意識和公眾意識。您認為四者之中，哪一種是當前我們所最為缺乏的？

　　王璜生：從目前來講，我們最缺乏自主意識和史學意識。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美術館必須是學術自主的，也需要具備自主學術意識。我們現在很多的美術館都在被動地做展覽，缺乏自主策劃、研究等的能力，因此，沒有自身“學術”的形象。當然，自主意識也不單指學術，還包括美術館的整體運營。運營的自主性，不是說不需要政府給錢，美術館作為一個公益文化機構，主要的資金來源于政府是必需的。但是，美術館應該有自主運作的能力，包括與社會的機構、個人等的合作，接受社會的支持與監(jiān)督，更主動的為社會和公民服務等。這樣才能使一個美術館真正進行學術生產和傳遞。

　　南方日報：您認為我國美術館在運營和贊助方面，與國外相比，還存在哪些差距？

　　王璜生：首先，國外的美術館起步較早，歷史積累很厚，公眾和社會對美術館本身都有較高的認同度和嚴格的要求。因此美術館自己也具備相應的文化自律性和通識標準。其次，國外有減免稅收的政策，將本來可以歸入國庫的錢，下放給民眾和社會，又反過來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文化事業(yè)。這種方式是很重要的，它使許多個人和企業(yè)支持文化公益活動。他們可能出于個人的興趣，也可能通過咨詢和比較來選擇支持的對象。而美術館也會受到制約，它必須作出社會所要求的樣子來。它們無論做什么活動，都要兌現對社會的承諾。再就是，他們有相應的社會管理和監(jiān)督的機制，如通過基金會或董事會，或社會輿論等，來管理和監(jiān)督好社會資金及美術館的運作。

　　總的來說，西方的制度是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我們的美術館歷史很短，而且，從策劃到布展都缺乏標準，就連美術館界也很難說出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其次，我們也缺乏政策，近年雖有調整，但實際運作非常艱難。在資金上，我們缺乏獨立性和監(jiān)督。美術館本身也缺乏自主性和自律性。

　　美術館應介入當代歷史

　　南方日報：您在新書里多次提到，美術館應當對傳統藝術進行梳理，同時還要關注當代藝術。您認為目前在這兩方面都面臨著哪些問題？

　　王璜生：其實，美術館本身就是一個保護文明和記錄歷史的機構。它需要在保護中對過去的歷史進行發(fā)掘，并重新賦予它們意義。因此，我們需要主動介入歷史、尤其是當代藝術史中去，憑借專業(yè)的精神對歷史進行判斷。否則，我們對過去的歷史就會漠然?，F在，中國的美術館，連自己20世紀的美術史都沒有辦法以藏品來較完整地展示陳列和述說，這說明我們沒有對過去進行好好梳理和收藏。而最近廣東美術館舉辦的“風·雅·頌——廣東美術館開館十五周年館藏精品展”，能夠拿出這么多的藏品，尤其是當代藝術的藏品，這是由于我們當年有這樣強烈的收藏意識，主動介入正在發(fā)生的歷史的緣故。

　　南方日報：您認為美術館介入當代史的姿態(tài)應當如何？

　　王璜生：介入當代史固然重要，但這里也存在很大的危險性。因為當代史是需要沉淀的，所以我多次強調必須以更為客觀和專業(yè)的精神來介入，需要有“史學意識”和一定的距離感。比如我們做第一屆“廣州三年展”，就是對90年代藝術進行梳理，當時是2002年，已經有了幾年的沉淀，這樣的態(tài)度就比較客觀。但“沖在最前面”也不是不行，關鍵要看怎么做，怎么一種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美術館應該把握好每件個別事件和整體歷史之間的關系，來體現它對歷史的一種態(tài)度和責任。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大篇幅地提及攝影。作為一門新興的藝術門類，您為何特別關注攝影？攝影在美術館中應承擔怎樣的職能？

　　王璜生：攝影這個行業(yè)，在西方是非常受到重視的藝術門類，因為它和現代藝術人文的發(fā)展有密切的關系。然而，遺憾的是，在國內攝影一直沒有被真正地研究和收藏，也沒有作為一個人文歷史的重要部分來展示。在歐美，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的紐約現代美術館就大量地收藏攝影，此外還有電影、設計、建筑等內容。這些都是作為一個現代美術館所應當吸納的。然而，我們現在還是老盯著幾幅畫、幾件雕塑，而對當代藝術門類的關注，還只停留在口頭上。另一方面，國外對攝影的收藏，在技術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用多少溫濕度的環(huán)境來保存才是最科學的，攝影的修復應該怎么做等等，都有非常科學的指標。這些我們實在差得太遠了。

　　藝術普及更需考慮受眾需要

　　南方日報：您怎樣看待美術館作為“公共空間”的職能？

　　王璜生：美術館是一個公共空間，應該更多地去體現它的公共性。就像哈貝馬斯提到的，“公共性”是指：多種意見都能在一個公共空間里面，獲得他們的發(fā)言權，同時也能在其中共同協商，實現彼此的認同。對美術館來說，它也應該成為更獨立、豐富、存在各種爭議的聲音、并且彼此碰撞交流的場所。另一方面，美術館現在也越來越呈現跨學科的趨勢，各學科都可以介入，并碰撞出許多新的思想和知識。這也是當代藝術界的普遍工作。

　　南方日報：您曾經談到，“公眾”一詞是需要劃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您認為，目前美術館為普通觀眾提供普及化服務的做法，還存在什么不足？

　　王璜生：在國外，“公眾政策”是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美術館的日常工作也非常重視對“公眾政策”的研究和利用。他們的服務不是說來的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對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務：對專業(yè)公眾提供專業(yè)的服務，對普通觀眾提供普及化的服務。廣東美術館一直是堅持學術精英主義和社會文化服務平民主義相平行的做法，即美術館應該是以具有分量和高度的文化知識，用最開放的方式為社會和公民服務。

　　而我們現在美術館免費開放之后，只是很籠統地追求觀眾量，這是不夠的。當然，現在我們讓更多的普通觀眾走進美術館，這個趨勢沒錯。但公眾在這里需要獲得什么？獲得的途徑如何？這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曾表示，大學和美術館之間存在共同理念。您認為，美術館應如何體現其公眾教育職能？

　　王璜生：現代的大學教育和博物館美術館都同樣擁有一個崇高的理念，即弘揚人文精神，加強人文學科的研究和傳播，提升社會的人文理想和公民的文化素質。因此，可以說學問、思想、精神、教育、素質，成為了“大學”和“美術館”的共同理念和責任。

　　現在很多美術館都很重視公眾教育方面，但多數還是比較表面化。比如說，很多美術館一談到公共教育，就想到教少兒畫畫，或讓一群人到展廳畫畫，或者提供一些導覽服務等。隨著美術館的發(fā)展，這樣的公共教育形式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提供更為學科化和多樣性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