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處游弋的白衣飄飄的詩人、表情嚴肅的平民哲人和居無定所的畫家村落構成了書本中淺顯描述上世紀80年代文人們整體精神價值的固態(tài)范本。而作為那個時代模糊的親歷者，我感同身受的卻是每日在上學途中與小伙伙伴們玩的簡單的自創(chuàng)游戲和坐在黑白電視機旁等待《花仙子》等日本動畫片上演時的欣喜心情，以及父母終日忙碌于工作和我與姐姐的衣食住行間的日?，嵤?。長大后通過別人的言傳和書本凝縮語言的描述，漸漸地知道了一些那個年代中關乎“人類終極精神價值”的人和事情，——85新潮美術的風氣云涌、讀書熱潮的遍地開花、以及朦朧詩派的單純與靈性等——誠然，誰都無法否認80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探求對于日后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重要作用，但當我閱讀一些當時尚且年輕、此刻已步入中年的文人們撰寫出的對于那個年代精神境界絕對懷念的墓志銘式的文章時，頭腦中總會幻化出今日的文化已死的奇怪幻象，同時又始終揮不去童年生活中簡單且瑣碎的真實記憶對于他們所強調的時代精神的世俗填充。

朱其老師在新近的詩作《我們這一代的榮耀——獻給某位今天得獎的朋友》中寫道“80年代的中國，我一直相信是人類現(xiàn)代拯救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我想這種隱含著對當下精神價值進行惡俗傾向判決的緬懷心態(tài)應該不僅止于朱其老師一人。作為對于自己年輕時代整體精神氛圍帶有初戀情感的個人化懷念，這種過濾后的美好描述本無可厚非，但若在當下的時代背景中照搬從80年代的社會環(huán)境中抽取出的行為和精神范本，是否真能成就一次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偉大復興”呢？——對于剛剛走出文革陰影不久的中國來說，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確實為文化的曇花式復興和創(chuàng)新提供了適合的社會基礎。各類西方哲學、文學著作和資訊的引入瞬間切開了中國僵化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傷口，對于新鮮信息的渴求和經(jīng)濟收入的整體貧乏也成就了紙面印刷的黃金時代，正如葛紅兵所說：“中國人沒錢買電視、看電影，也沒有那么多電影，于是就看小說，那是雜志風行的時代。雜志非常便宜，一個工人也訂得起。那個時候，質量很一般的作品也可以印幾萬冊。 ”，而視覺藝術的發(fā)展也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之內完整演繹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混雜的豐富樣本。但就連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們也無法否認，在這種豐富性的構成之中包含著太多泥沙俱下的雜質，而這種雜質在當時的泛涌又讓我恍惚看到了一種與今天的大眾追求物質享受并無二致的時尚心態(tài)：對于潮流的追趕因面對著文革殘留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而顯得更具對抗性和創(chuàng)新性的，但也注定無法擺脫普遍的流行本身所特有的盲目和狂熱特性。只是在今天當洗盡鉛華后留存下來的精神標志被統(tǒng)括入理論化的系統(tǒng)闡釋之內時，我們更傾向于弱化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與時代環(huán)境相關的流行性的精神取向。曾經(jīng)看過一篇文章，文中描述了一位80年代的文藝青年因為買不起小提琴，所以特意從朋友處拎來一個空小提琴盒子上街閑逛并引來無數(shù)異性艷羨的目光，作者亦以此為引子稱頌了80年代社會整體對于精神價值的崇尚，并不忘在文章結尾處隱晦地感懷了一番“世風日下”的當下生活。但在此處所謂的“文化”與“物質”在標榜自身生存品質的效應上已經(jīng)成為了對等的符號，誰又敢說這位文藝青年的精神境界就一定高于今日通過信用卡透支來滿足自身存在品質需求的那些“購物狂”呢？

許多從80年代一路走來的文人都習慣性地將“理想主義”的價值標準限定在自己年輕時代所崇尚的精神范疇之內，并時常據(jù)此對當下時代的文化轉向表現(xiàn)出冷眼相向的蔑視態(tài)度。但無法回避的是，80年代的遠去并非只是一個時間跨度上的簡單分割，經(jīng)歷了激情和理想普遍上揚時代的多數(shù)文人并未擺脫自己對于當下時代所肯定的物質價值的追求與接受，——住進了普通工薪階層可望而不可及的中產(chǎn)階級社區(qū)、用私家車替換了原先借以代步的自行車、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的即時傳播效率來鞏固自己的話語陣地等——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關于“理想主義”淪喪的悲鳴究竟是對于時代不幸的哀嘆？還是對于自身曾經(jīng)沸騰的熱血已然日漸冷卻這一事實無奈的自怨自哀呢？北島作為80年代聲名顯赫的詩人之一，在其2004年出版的《失敗之書》中日記式的個人感懷，讓我看到了一位真誠的詩人向一名二流的游記散文寫手迫降的滑稽曲線，而這精神的跌落與靈性的缺失是否僅用時代的墮落這一陳腐的借口便可輕松搪塞過去呢？

我想對于80年代的研究應不僅止于親歷者的甜蜜懷念。曾在當時引起過強烈反響的許多文學和藝術作品，促成其影響力的決定性因素在很多時候均顯現(xiàn)為資訊相對匱乏的社會環(huán)境所帶給少數(shù)資訊掌握者的犒賞，在對于西方現(xiàn)成經(jīng)驗的大量模仿而成就的黃金時代中“山寨”的概念卻也潛伏其中；而還未有過多市場規(guī)則介入的文化環(huán)境為文學和藝術的自由發(fā)展提供了一個接近原始狀態(tài)的自治樂園，卻也同時暴露出了文藝繁榮的整體態(tài)勢背后不同個體間相似的“純粹”與單調；“精英性”表現(xiàn)出的兩面性，——“精神象征”與“行為幌子”的糾纏不清——讓源自民間文藝的整體精神范疇遠離了其最初希望帶動和啟迪的大多數(shù)人。而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步建立，文化行業(yè)內的貧富反差也讓許多文人在還未來得及斷代的時間門檻之前，便已對自我曾誓死堅持的“理想主義”做出了快速的變節(jié)。以此來看，80年代精神遠去的主要動因正是由于一手締造其輝煌的親歷群體在時間流逝中的整體性漂移而造成的，當然在今天依然有許多親歷者依然在堅持著自我最初對于“理想主義”的追求，這種堅持本身令人敬佩，但是以80年代的知識結構為基礎的“精英性”等并不足以構成今日“理想主義”的全部內容，而在李云雷等學者的許多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親歷者自身對于隱含在過去繁榮中的種種問題的分析與反思。

在眼下我們身處的時代中，更加豐富的物質層次與精神取向間的相互角力，已在某種程度上將先前“理想主義”的簡單統(tǒng)括分割成為不同的“理想”分子，用80年代的“理想主義”來對當下的文化個案及動向作出嚴肅的評判本身亦是構成當下“理想主義”整體氛圍中的“理想”之一，而從其中生發(fā)出的批評聲音或理論探究本身亦是一面供當代文化調整自己儀容的歷史鏡子，生活在當下的年輕一代有權利選擇其作為修正自身文化理想的參照，同樣也有權利忽視從其中反射出的種種扭曲。而作為親歷了80年代的前輩文人們，若時常在對于青春緬懷的呢喃中將超載的80年代精神作為一把砍殺當代文化實驗的大刀，并試圖用其在每個當代人的心中刻下一道永恒新鮮的傷口時，卻也說明了其自身對于不同層次理想追求的非寬容態(tài)度，而在這種態(tài)度中又持續(xù)隱含著一絲遲暮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