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一批流落民間文物的回歸，2020年從盜掘者手中追回的一面東漢銅鏡再度引起國內(nèi)學界和收藏界的關(guān)注，原因是這面銅鏡上不僅刻有“中國”與“匈奴”的銘文，還記錄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是目前所知最早記載昭君故事的文物。

　　這面銅鏡首次亮相是在2021年4月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萬物畢照：中國古代銅鏡文化與藝術(shù)”大展上，專家們將之定名為“昭君鏡”。除了記錄昭君出塞推動民族融合的故事，“昭君鏡”還映射了一個怎樣的時代，講述了一個怎樣的“中國”故事？對此，“道中華”專訪了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編審翁淮南。

　　問：您近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暨南大學題為“物質(zhì)文化視野下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歷史淵源探析”的演講中，曾引用不少古羅馬和秦漢青銅鏡為據(jù)，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面“昭君鏡”。

　　答：黃金時代的古羅馬和秦漢文明對話，是我正準備出版的一本專著，涉及一些代表性的青銅鏡。這面“昭君鏡”制作于東漢，其直徑21.5厘米、緣厚1.2厘米、重1434克，鏡背中心為扁球形鈕，鈕座為13枚乳釘環(huán)繞，間以銘文的12個字“仲作，宜侯王，復(服)此竟(鏡)者大富昌”為制作者名稱及吉語。鏡內(nèi)區(qū)中部有4枚乳釘，將圖像分割為4組扇形區(qū)域，每一區(qū)域均布置人物車馬畫像，并具榜題。銘文分別為：王諸君/大皇後/胡王車/胡主簿。銅鏡外區(qū)刻有長銘，形式為七言詩，共70個字。

　　就前5句所記載的歷史背景而言，鏡銘與《漢書·元帝紀》《漢書·匈奴傳下》中“呼韓邪單于來朝、春正月改元、賜昭君”等事實吻合，且所述次序大體一致。

　　問：“昭君鏡”銘文兩次寫到“中國”：一是王昭君“倍(背)去中國事胡人”，二是“兵革不用中國安”，將“中國”(漢朝)與“匈奴”相對。對此，您如何解讀？

　　答：“昭君鏡”不僅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記錄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還是一件明確將中原王朝與匈奴相對，自稱“中國”的珍貴實物證據(jù)。和親政策的本質(zhì)是促進民族間的友好關(guān)系和經(jīng)濟文化交流，鞏固天下一統(tǒng)，強盛中國。“昭君鏡”的發(fā)現(xiàn)，讓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中國”這一概念形成的歷史和文化淵源。

　　人類歷史上曾有過古羅馬與秦漢文明交相輝映的黃金時代。從奧古斯都到凱撒，從漢武帝到衛(wèi)青、霍去病，他們都有著天下一統(tǒng)的雄心。但是，走過 5000多年歷史長河，唯有中華文明延傳于世，這與“中國”誕生的歷史根基及其悠久的文化傳承分不開。

　　學者劉慶柱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國”這個概念。商武丁時期(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中”字的寫法是有一豎桿，上下各有兩條旗幟飄動，方口為立中之處，其字形為氏族的一種徽幟，表意“中心”。到了商武乙、文丁時期(公元前1147—公元前1102年)，內(nèi)容涉及戰(zhàn)爭的甲骨上出現(xiàn)了“國”字——戈為兵器，口為土地，表示以武力保護土地。

　　經(jīng)考證，“中國”兩字明顯傳承自殷墟的甲骨文體“中”和“國”。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其銘文中出現(xiàn)的“宅茲中國”，是目前文物上發(fā)現(xiàn)較早的“中國”二字。

　　此后，漢字“中國”一直傳承著中國人的共同價值。從文化史上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開始，“中國”二字就被賦予“求中、擇中”的價值傳統(tǒng)。比如，夏商周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區(qū)為“天地之中”，隨著國家空間范圍擴大，以嵩山為中心的“大中原”范圍擴及魯西南、關(guān)中東部、晉南及河南大部。唐宋之前的各“大一統(tǒng)”王朝都城基本在長安與開封之間的東西軸線上。進入遼金元明清王朝，雖然國家經(jīng)濟中心東移，但建立的都城仍居國家南北之“中”。

　　問：“昭君鏡”上的銘文“中國”兩字在東漢時已流行，那么史書里最早使用“中國”一詞是在什么時候？其內(nèi)涵豐富發(fā)展的過程如何體現(xiàn)？

　　答：較早使用“中國”一詞的文學作品是《詩經(jīng)·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經(jīng)綏四國?！边@句詩是規(guī)勸暴君周厲王，讓他先愛護京都人民，然后再以此安定天下。

　　至春秋戰(zhàn)國，“中國”的含義已擴展到包括各大小諸侯國在內(nèi)的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爸袊币卜褐钢T夏或華夏族居住的地區(qū)，或建立的國家。漢代開始，人們常把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稱“中國”?！妒酚洝ば⑽浔炯o》記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中國”，把北朝叫作“魏虜”；北朝也自稱“中國”，把南朝叫作“島夷”。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彼此都自稱“中國”。

　　問：“昭君鏡”之所以引發(fā)關(guān)注，其映照了什么樣的時代價值？

　　答：“昭君鏡”映照著一個天下一統(tǒng)的時代。漢武帝就明確將“中國”與大一統(tǒng)相聯(lián)系。《漢書·武帝紀第六》記載，公元前123年六月，漢武帝詔曰：“今中國一統(tǒng)，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中國”一詞在歷史上雖被廣泛使用，但歷代中原王朝從未用“中國”作為國號或朝代名稱。只有一個特例，那就是1095年，地處西南的大理國高升泰當政后，改國號為“大中國”，其制度、文字等都繼承了中原文化。

　　縱觀歷史，3000多年來，“中國”二字一直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

　　從時間維度上看，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不同朝代締造了大一統(tǒng)國家格局，使我們有了共同的歷史。

　　從地緣維度上看，“中國”已從中原的中國發(fā)展為中國的中國，使我們有了共同的家園。

　　從內(nèi)容維度上看，中國人對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追求是一以貫之的，其本質(zhì)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使我們有了共同的追求。

　　例如，經(jīng)世濟民一直是中國獨有的傳統(tǒng)，也是中華文明獨有的文化基因?！渡袝酚涊d了堯舜時代管理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官職，以及他們的主要任務，并提出為政之“善政、養(yǎng)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主張。還有墨子的“民以食為天”，荀子的“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商鞅強調(diào)的“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nóng)”，賈誼的“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等理念，以及歷史文獻記載的商朝武丁盛世，西周成康之治，漢朝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興、光武中興、明章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宋朝嘉佑之治，明朝永宣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無不反映了執(zhí)政者擔當經(jīng)世濟民的角色。

　　而事實上，在每個重大歷史時刻，每個人，包括弱女子“王昭君們”，都在擔當著“中國”二字賦予的使命，為家、為國、為今天、為未來——我想，這應該是“昭君鏡”帶給我們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