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盛宴——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展覽正在貴州省博物館舉行，以七個單元分別介紹了蜀、巴、滇、夜郎、百越五種文化。展覽體現(xiàn)了西南最高等級青銅禮樂文物研究的最新水平，可從學術角度進行品讀。對普通觀眾而言，展覽集聚了西南14家文博機構的館藏青銅重器，是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精品文物展。

　　近日，由貴州省博物館等西南十余家文博機構共同舉辦的“王的盛宴——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展在貴州省博物館開幕（展期至2019年5月3日）。展覽的主標題《王的盛宴》一方面從考古學角度展現(xiàn)了商周秦漢時期西南各文化最高等級的青銅禮樂文物，另一方面寓意了貴州省博物館在2019年己亥豬年新春為觀眾奉上的文化盛宴，而展覽的副標題《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則從歷史學的角度寓意了通過《史記》、《漢書》、《后漢書》、《華陽國志》這四部史籍來解讀《王的盛宴》這一考古學概念。主副標題的結合，代表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互證，由此也向王國維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致敬。

　　對于學術界而言，本展覽體現(xiàn)了西南最高等級青銅禮樂文物研究的最新水平，可從學術角度進行品讀；對普通觀眾而言，本展覽集聚了西南十四家文博機構的館藏青銅重器，是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精品文物展。可謂老少咸宜、雅俗共賞。

　　展覽分七個單元分別介紹了蜀、巴、滇、夜郎、百越五種文化，下面分別對其特點做簡要介紹，以饗讀者。

　　1、蜀文化

　　蜀文化源于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其下限與三星堆一期相接，到三星堆三、四期時古蜀文明達到鼎盛。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是三星堆遺址最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兩坑坑室內器物分層放置，多數器物明顯已被焚燒和破壞。出土器物有青銅制品、黃金制品、玉石器、象牙、海貝、骨器等，共計6662件（含殘片和殘件）。其文化面貌復雜，造型神秘奇特，制作精絕而規(guī)格極高，充分反映了古蜀國高度發(fā)達的工藝技術，獨特的審美意識和宗教信仰。

　　大約在距今3200年前，三星堆文化逐步被十二橋文化取代，十二橋文化以成都十二橋遺址、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金沙遺址位于成都西郊，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大型建筑基址區(qū)、大型祭祀區(qū)、墓葬等遺存，出土青銅器、金器、玉器、象牙等，極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興起的又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也是中國先秦時期最重要的遺址之一。

　　1980年，在四川新都馬家公社發(fā)掘了一座戰(zhàn)國時期的木槨墓，其可能是開明朝某代蜀王之墓。該墓葬所見列罍、列鼎、列鍪等青銅器組合，遵循同樣器物兩件或五件成組的特殊數量關系，特別是五件一組的組合關系，當是蜀人在器用上的特殊禮制。五件成組的列器制度可以認為是蜀王的器用制度。不論是墓葬中的楚式器，還是蜀地特有器類，都遵照此種禮制特征。馬家木槨墓“器以尊楚”的特征表現(xiàn)頗為明顯，體現(xiàn)出楚文化對蜀地影響的深厚。

　　2、巴文化

　　巴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關于其起源眾說紛紜。據《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周景王派大臣詹桓伯對晉人說：“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睋丝芍?，巴在西周時就已出現(xiàn)。戰(zhàn)國時期，《華陽國志》中記載，巴人的居住地在“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及黔涪?！敝?。

　　位于重慶涪陵以南約20公里的小田溪墓群在40余年內出土了數百件巴國珍貴重器。小田溪墓群因規(guī)模大、規(guī)格高、文物數量多且珍貴，被多數專家認為是巴國時期王室重要墓葬。據《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國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即今之涪陵。巴王墓葬的位置在史書中也得到印證。

　　在巴人歷史上，以“白虎”崇拜最為引人注目，學界也基本形成認同，巴國墓葬中出土的虎紐錞于、虎紋青銅戈等虎飾、虎紋器物也體現(xiàn)了這一點?！盎v四郡，害千二百人”，在秦昭襄王時期，甚至已經因白虎崇拜造成了虎害。巴人將白虎作為圖騰崇拜，《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也有記載。圖騰崇拜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是普遍現(xiàn)象，但是每個民族和部落的圖騰會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其實與當時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有著密切聯(lián)系。巴人居住在山環(huán)水繞、植被茂盛之地，也是老虎常常出沒的地帶，這與巴人的白虎崇拜想必也不無關系。還有學者認為巴人把白虎作為巴人祖先廩君的化身，甚至加以供奉。善歌善舞的巴人對精神世界的構建尤為豐富，充滿了神秘與奇妙的色彩。

　　3、滇文化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薄暗帷笔恰妒酚洝分杏涊d的僅次于夜郎的大國。滇王所統(tǒng)轄的地域應主要集中于云南滇池盆地一帶。1956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滇王金印”，證實了《史記》中漢武帝“賜滇王印，復長其民”的記載。

　　在滇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帶有動物元素的青銅器等器物，其活潑生動，極具動感。不僅有單一的動物形象，還有“虎噬牛”、“虎噬豬”、“二人獵豬”等搏斗或狩獵場面。廣大的歐亞大陸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動區(qū)域，由于流動性較大，四周輻射現(xiàn)象明顯，生活在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與動物相伴，器物中也有很多動物元素。滇文化中的動物形象與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說明同樣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響。豐富、生動的動物形象不僅展現(xiàn)了我國西南與歐亞大陸源遠流長的溝通交流，也證明了滇人已掌握精湛的冶煉鑄造和加工技術。

　　4、夜郎文化

　　夜郎是戰(zhàn)國秦漢時期活躍在云貴高原東側的一個重要地方王國?！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份d：“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現(xiàn)學界普遍認為夜郎國活動主體在今貴州境內，貴州常被稱為“夜郎故地”。以赫章可樂、威寧中水和普安銅鼓山為代表的貴州中西部地區(qū)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活動區(qū)域?！疤最^葬”、銅鼓、銅釜彰顯著該區(qū)域墓葬的特有風格。

　　“套頭葬”是赫章可樂墓群中乙類墓（地方民族類墓）的特有葬俗， 顧名思義，“套頭葬”即為用銅釜套住死者頭部的葬俗，目前主要發(fā)現(xiàn)三類形式，分別為單用銅釜、鐵釜或銅鼓套頭，用一件銅釜套頭、同時用另一件銅釜套足和用一件銅釜套頭、同時用一件銅洗墊足。中國的先民總試圖以物質媒介與神明溝通，以求獲得神明的旨意和指示。所以有諸如玉琮、玉璧等形制精美禮器的存在。而“套頭葬”也可能是一種古代人民與神明溝通的方式。由于它只是乙類墓中一小部分墓葬中出現(xiàn)的葬俗，因此可能是擁有特殊身份的墓主人將通靈的銅釜、銅鼓等器物套在頭上，以期能與神靈對話或傳遞去往神界的真誠希冀的行為。像赫章可樂M274，出土了目前堪稱貴州省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的立虎銅釜，如此精心制造的銅釜，不僅是墓主人權力地位的象征，更寄托了死者的美好愿景。雖然同西南其他區(qū)域相比，目前還未發(fā)現(xiàn)高等級夜郎文化墓葬，但釜蹤鼓跡為探秘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5、百越文化

　　“北有強胡，南有勁越”，位于長江以南沿海的古越人是我國一支古老的族系。因其支系復雜，所以被統(tǒng)稱為“百越”。其中駱越和甌駱是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主要活動在廣西地區(qū)。這里的人民創(chuàng)造了獨特、燦爛的百越文明。西周春秋時期，駱越人已掌握青銅冶煉技術。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號墓出土了典型越式鼎和極具地域特色的銅桶、銅案。越式鼎為盤口、立耳、三足外撇長伸的獨特形制。銅桶是典型的嶺南器物，主要流行于西漢前期，此外還有陶桶，都是嶺南人的盛酒器。

　　除此之外，具有嶺南特色的器物還有銅鼓和羊角鈕鐘，它們是駱越人豐富精神生活的體現(xiàn)。這兩類器物在滇文化中也多有發(fā)現(xiàn)。駱越文化在滇、楚、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既具有自己本身的特色，也兼具多種民族因素。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考古學者蘇秉琦先生曾言：“中國文明的起源，恰似滿天星斗。雖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門檻的步伐有先有后，或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獨特的文明組成，豐富了中華文明，都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蘇秉琦先生 “滿天星斗”說，把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不同板塊。

　　在以后的歷史時期中，這些多元的新石器文化融匯交流并逐步發(fā)展為青銅文化。在西南地區(qū)，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相繼興盛在距今約4000至2600年的商西周時期。巴、蜀兩古國鼎盛在春秋至戰(zhàn)國中期。夜郎、滇、百越并立于戰(zhàn)國中晚期至西漢中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隨后漢武帝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礎上，進一步征伐南越、且蘭，并使夜郎、滇歸順。由此，終于開通西南夷。蜀、巴、滇、夜郎、百越相繼融入華夏文明之中，奠定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