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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侄文稿》再次漂洋出海 文物,來場旅行不容易

      中藝網 發(fā)布時間: 2019-01-23



        1200多年來第二次踏上海外土地,道路遠比想象的坎坷。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其他眾多中國古代書法名家作品一起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展出。這份被稱為“天下行書第二”的文稿寫于公元758年,在此之前一直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由于文物的珍貴性,《祭侄文稿》露面的機會極少。1997年,它曾被借給美國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這一次被外借至東京,是它有史以來第二次出海。

        一則臺灣某電視臺主持人的怒斥之語經媒體轉發(fā)后,激起了網友的怒火,有人批判臺灣當局諂媚日本,有人認為展品脆弱,日方無法妥善保管。截至1月22日,新浪微博上《祭侄文稿》的話題已有3億閱讀和19.3萬條討論。

        但其實,這只是諸多中外文物交流中的一段插曲。

        在文物赴外展出成為家常便飯的今天,已經有一套成熟而規(guī)范的流程保證它們的安全。只是當人們走進博物館,被藏品的美吸引時,常常忽視了這些讓美流傳和永駐的努力。

        交流的使命

        269字的《祭侄文稿》,承擔著難以想象的情緒。

        安史之亂中,顏真卿的堂兄和侄子為國捐軀,尸骨無存。戰(zhàn)亂后,顏真卿只找到了侄子的頭顱,悲憤而作此文。日本作家野島剛評價《祭侄文稿》:“其心碎、悲痛、慟哭的強烈情緒在字里行間噴薄而出。”

        1200多年過去,后人在真跡上留下了許多印章,歲月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業(yè)界有“紙壽千年,絹八百”的說法,面對這件“國寶級”文物將要遠赴重洋展出的消息,許多人懸著一顆心。

        誤會就是這樣產生的:臺灣某電視臺主持人擔心國寶“半夜去東京”,會“被掉包、被倒賣”,在節(jié)目中吶喊,“我不許你動!”這場早就策劃好、并已經宣傳數月的展出活動突然進入公眾視野。此后,某媒體報道,《祭侄文稿》在日本展出時,將“沒有特別的保護措施”“大家可以拍照,不開閃光燈就行”,隨即引起強烈的反對聲浪。

        這些說法很快被辟謠。1月15日,臺北故宮博物院稱,借展過程均符合專業(yè)審議及程序,認定“古物狀況穩(wěn)定,適合借展”。東京國立博物館也表示,《祭侄文稿》在單獨房間的玻璃柜中展示,禁止游客拍照。在其辦展歷史上,一件書法作品在展廳單獨區(qū)域呈現(xiàn)是非常罕見的。

        游客也給了它極高的禮遇,觀看一次需排隊兩小時,然后只能花不到1分鐘的時間邊走邊看。很多人看了一次還不夠,轉頭又排第二次隊。首日排隊的人中,有近半都是中國人。

        人們的熱情可以理解。上一次《祭侄文稿》展出,還是2011年年底的事,距今已有7年。歷史上,《祭侄文稿》在臺灣地區(qū)也僅展出過3次。

        所有人都急切想要看到它,卻又擔心看到它。這不只是《祭侄文稿》面對的兩難處境,也是所有文物需要平衡的難題。尤其是書畫類文物,環(huán)境中一點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都能讓它們“折壽”。光線使它們發(fā)黃、變脆,看不見的紫外線還會一點點侵蝕它們的生命。

        因此,不展出的日子,它們只能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保證環(huán)境的穩(wěn)定,每一次裝箱、開箱、拆封,都要在一群工作人員的監(jiān)督下進行。畢竟,運輸和中轉環(huán)節(jié)的風險是最大的。

        但沒有什么能停止時間在它們身上留下痕跡。展出,只是讓它們衰老的地點從儲藏倉庫改為了博物館展廳。

        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下簡稱清華藝博)常務副館長杜鵬飛的印象里,像這次“兩岸齊唱”“反對聲浪很強”的情況,“過去從未有過”。

        爭論產生時,他恰好在臺灣。和很多同行交流后,他們都認為不應該把民族情緒摻雜在文物的交流展出上。

        “人們提出文物‘展出一次傷害一次’,對所有展品都成立,總不能所有藏品都在倉庫里睡大覺吧?”杜鵬飛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政府或私人掏錢建立博物館,目的是保存和展示美,展出交流是文物的使命。

        難得的旅行

        要完成這個使命并不容易。國家或地區(qū)首腦出面接洽,專機運輸、安保人員一路隨行,報道連篇累牘。對國寶級別的文物來說,這些幾乎是它們長途旅行的“標準配置”。

        為了避免爭議,裝箱前,幾方人員還會形成專門的點交手冊,詳細記錄文物身上的每一處“傷痕”,為文物上保險,并簽訂具有法律效應的責任承擔和賠償協(xié)議。

        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對文物設置了展出限制。考慮到書畫的脆弱性,臺灣地區(qū)自1984年起挑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規(guī)定每次展出不能超過42天,展出后須休息3年以上,《祭侄文稿》就位列其中。

        這意味著,想在臺灣地區(qū)看到《祭侄文稿》,至少要等到2022年,距上次在島內展出有10年時間。

        中國國家文物局先后在2002、2012和2013年3次印發(fā)禁止出境展出文物目錄,保護孤品、珍品和易損品。

        其中,2012年印發(fā)的目錄是專門針對書畫的。當年1月,《清明上河圖》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觀眾平均需排隊兩小時才能看到。此后,只有在中國,才能一睹《清明上河圖》真跡。

        美國的《獨立宣言》原稿從不外借展出;日本象征萬世一系的“三神器”八咫鏡、草薙劍和八坂瓊曲玉甚至被分別供奉起來,從不公諸于世,只有復制品供人參觀。

        很多時候,即使符合規(guī)定,展出也不是想辦立刻就能辦。杜鵬飛告訴記者,制約博物館辦展覽的因素很多,包括時間、空間、成本、背景契機等。

        他說,從接洽算起,到展出辦成,有時要耗費三五年時間,雙方首先得時間能對上;即使時間對上了,還需要博物館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展品,博物館有足夠的預算。

        法國巴黎莫奈美術館的館長曾找到杜鵬飛,想將一批莫奈真跡送到清華藝博展出,但所需成本是他們能承受的預算的3倍,只能遺憾錯過。某省博物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目前引進外展確實成本較高,“只有國內的一些大博物館能承受”。

        在這些嚴苛的限制下,人們還是盡量為文物的旅行爭取空間。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法國逐漸注意到了日本的復興,陸續(xù)將其“鎮(zhèn)館三寶”中的兩件——《斷臂的維納斯》和《蒙娜麗莎》送至日本展出,以示誠意,拉近與日本的關系。打破了后者不出盧浮宮的慣例。1974年,《蒙娜麗莎》還曾前往蘇聯(lián)展出,成為冷戰(zhàn)時期的外交利器。

        英國格拉斯哥有一間私人博物館,藏品主要由一位船業(yè)大亨捐贈。但他在遺囑中明確表示,不允許藏品離開英國展出。因為受眾有限,博物館資金緊張。受限于空間,博物館中有近80%的藏品都無法展出,卻又沒有經費改建,這使博物館的發(fā)展陷入惡性循環(huán)。后來,英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立法,使這些藏品得以出國巡展,展費則緩解了博物館捉襟見肘的狀態(tài)。

        國內的博物館多有政府撥款維持運營,但在國外,外展是博物館運營經費的重要來源,藏品的保護、研究的開展以及博物館的修葺都是不小的開銷。一些藝術博物館則依靠外展收入收購新的藏品,支持當代藝術的創(chuàng)作。

        意想不到的成功

        2007~2008年大英博物館舉辦“中國秦始皇兵馬俑展”。那場展出吸引了超過85萬人次參觀,是大英博物館歷史上觀看人數第二多的展出。

        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每年發(fā)布《中國國家形象調查報告》,兵馬俑、瓷器、長城、故宮等幾乎每年都是各國受訪者最喜歡的中國元素。

        中國有很長的文物交流歷史。早在1935年,當時的蔣介石政府就曾將1000余件珍貴文物帶到倫敦,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院博物館學博士、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師孔達形容,那是展出數量和質量都難以超越的一次海外中國文物展。在“九·一八”事變的背景下,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靠這次博覽會展現(xiàn)中國保護文物的決心,并希望獲得歐美國家的支持。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處在冰點時,文物成為了破冰者。1971年,因“文革”關閉5年的故宮重新開放,周恩來總理指示迅速復興文物事業(y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成為故宮恢復開放后第一個“進宮”的外國人。

        同年,國務院下發(fā)了《關于選送出土文物到國外展覽的通知》,“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遠赴法、英、美、加、日等國展出,引起轟動。當時,英國倫敦的雙層公交車上,都是“金縷玉衣”的巨幅彩色照片,美國華盛頓、紐約的大小商店都擺上幾件中國文物仿制品裝點門面,各國漢學家也舉辦了多場講座,主題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服裝”“中國古代發(fā)飾”。

        中國的對外展出培養(yǎng)了一批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漢學家和考古工作者。因為觀看了“中國出土文物展覽”,策劃大英博物館“中國秦始皇兵馬俑展”的英國策展人簡·波特爾(Jane Portal)就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到中國學習考古的外國人之一。

        在孔達看來,大英博物館的那場秦始皇兵馬俑展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成功,除了得益于世界對中國的好奇外,還依靠館方設計的一個很好的策展思路——透過秦始皇創(chuàng)建的政治制度和龐大帝國,幫助西方觀眾更好地理解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

        當國家之間的交流變得頻繁,文物又成為博物館里人員與研究交流的載體。中國較早的一批大規(guī)模研究交流要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當時,國際合作集中在敦煌,各國研究人員想方設法保護壁畫,抵御時光的侵蝕。

        兵馬俑出土后,中國的研究人員也與世界各國的研究機構通力合作。他們到德國慕尼黑大學,試圖找到保護彩繪的辦法,讓兵馬俑不再那么容易變成灰撲撲的模樣,也到比利時研究如何為陶俑防霉。他們還到英國研究當年兵馬俑的生產制作過程——如何能生產出數以萬計,形態(tài)各異又都栩栩如生的兵馬俑。

        乾隆花園的修復工程迄今已持續(xù)10多年,由美國世界建筑文物保護基金會和故宮合作進行。美方帶來科學技術,協(xié)助對文物的保護和修復,中方則在民間尋找手藝人。后來展出的《養(yǎng)性怡情——乾隆珍寶展》《長宜茀祿:乾隆花園的秘密》等只是研究的產物。

        2006年,231件阿富汗文物開始了一場名為“阿富汗珍寶展”的世界巡展。至今已經到過10多個國家的20多個國際著名博物館。

        按照計劃,2017年6月這批展物在故宮博物院結束展出后,本應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展出,但對方意外取消了展覽安排,下一個接棒者2019年年底才出現(xiàn)。如果在此期間找不到展出地點,這些文物將不得不回到阿富汗。

        阿富汗國內戰(zhàn)火頻頻,沒有保護文物的能力,人們決定接力巡展保護它們。這一棒目前傳到了深圳南山博物館手中,此前已有敦煌博物院、成都博物館、鄭州博物館接棒。有理由相信,這場拯救文物的接力會一直持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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