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顯然有備而來，他剃掉了前額和后腦勺多余的頭發(fā)，剩下的在頭頂編成黑人標志性的dreadlock（臟辮）發(fā)型。無袖T恤展示了健康的肱二頭肌，以及鎖骨下方Hope和Change字樣的紋身，他的脖子上掛著金鏈。大概對造型非常滿意，奧巴馬邪魅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感覺自己萌萌噠。

　　在派對上，他遇到老朋友伊麗莎白，這位女王頭戴淺色玫瑰花環(huán)，少女感爆棚，看起來像穿錯了小公主夏洛蒂的行頭。

　　接下來畫風略顯驚悚，這兩個現任英美國家元首邂逅了數位疑似穿越者：穿海魂衫的“丘吉爾”、穿鉚釘夾克的“列寧”、戴金邊墨鏡的陽光老男孩“甘地”……

　　以上——當然都不是真的，這其實是以色列插畫家Amit Shimoni腦洞大開的“歷史潮人”系列作品。他先是將歷史人物放進“我們時代”的文化背景，以嘻哈風格重新詮釋了已故的各國領導人形象，前不久，又延續(xù)這個創(chuàng)作，增加7個人物，包括在世的英女王和奧巴馬，甚至正在角逐下一輪美國總統(tǒng)競選的希拉里。

　　“我常常會思考：這些世界上最偉大的領導人之間，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動機——有什么不同呢？和我們這自私的一代又區(qū)別在哪里？”Shimoni說，Y時代的藝術關注時尚，卻越來越遠離了原始的意識形態(tài)，他希望這一系列作品通過形象的反差，鼓勵人們“反思我們的領導者、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自己”。

　　共產黨員畢加索認為，藝術家同時也是政治人物。

　　藝術從來無法逃脫和政治的關系，藝術家和政治家更是愛恨交加。

　　中國古代畫師最高端的業(yè)務是給君王畫像。文史掌故大家高伯雨曾寫道：乾隆的畫師繆炳泰因為皇帝年老，耳毛鼻毛叢生，膽敢把這些難看的東西都寫入畫中，皇帝卻大為贊賞，認為此乃西洋的寫實筆法。

　　倘若繆炳泰早生幾百年，趕上朱元璋，這樣的寫實筆法只能殺頭了——明人筆記里說“圖太祖像時殺數人”，而讓龍顏大悅、被留畫授官的，只能是寫意的畫法，將著名的馬臉畫得面如滿月，“與民間所傳之像大不類”。

　　PS不獨是中國古代藝術家的絕技，法國新古典畫派的奠基人大衛(wèi)，畫加冕的拿破侖、雄跨阿爾卑斯山的拿破侖，亦深得此精髓。特定歷史時期，比如納粹德國時代，美化元首的作品是藝術家獲得官方認可的敲門磚。

　　藝術與政治的關系當然不會如此狹隘，宮廷畫師之外，藝術家和政治家可能發(fā)生的關系有許多種。

　　斯坦福大學美術教授謝曉澤援引《理想國》說，在柏拉圖鼓吹的精英政治中，工匠沒有時間也沒有資格和權力參與政治，哲學家則從謀生的需要中解脫，從事意識形態(tài)并治理國家，“現代意義的藝術家總是在工匠和哲學家的兩極之間游離并尋找位置”。

　　不過，在畢加索看來，顯然不認為自己是兩極之間游離的角色。他說：“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人物……繪畫并不單純是為了裝飾而創(chuàng)作的，它也是抵抗和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边@位世人眼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是法國共產黨員。他認為藝術家和政治家的共性，是“對世間的恐怖、激情或快樂充滿警覺”。

　　藝術家的“抵抗和打擊”，在戰(zhàn)爭年代可以表現為像革命者那樣去戰(zhàn)斗，例如列賓之于沙皇；在政權穩(wěn)定時期，通常表現為諷喻和惡搞。

　　然而諷喻有風險，惡搞須有度，尤其在南非。2012年，諷刺畫師布雷特·默里在約翰內斯堡展出的作品畫面，一個戴眼鏡的男人身穿風衣做出激昂姿態(tài)，模樣與南非總統(tǒng)祖馬相似，下身卻暴露生殖器。

　　“這幅畫像譏諷我，讓我人格蒙羞、尊嚴受辱?！笨偨y(tǒng)先生很受傷，將畫家告到法院，他的律師說法令人耳目一新：藝術家屬于“特權階級”，法庭不應只考慮特權人士，應該考慮占南非大多數的黑人社會，包括總統(tǒng)在內。

　　因為國家制度的差異，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在英美，特別是有政治波普傳統(tǒng)的美國，就不算個事。布什曾被惡搞為肌肉猛男，克林頓干脆成了暴露狂，配文的donkey一語雙關地諷刺了民主黨。

　　當然，不是所有藝術家都惡趣味，奧巴馬那幅混合安迪·沃霍爾式色彩以及切·格瓦拉氣質的競選海報，至今令人稱道。當時他還在四處拉選票，支持者制作了各種風格的海報，設計師Shepard Fairley的這幅HOPE大受歡迎。

　　“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民主是一種程序，能容忍民眾和藝術家根據自己的好惡對待政治家的肖像。”西安美術學院博導彭德認為，即使藝術家繪制的是負面形象，相對于官方正面宣傳，只是九牛一毛，其實可以形成雙贏的結果——對于畫家可以表達政見，政治家可以表現大度和開明。

　　政治家包裝成藝術家，是一門表演的學問。

　　如同畢加索強調自己是“政治人物”，政治家們也時常竭力地展現自己的藝術天賦——不管那是不是真的有。有時候他們希望扮演藝術家，事實上，他們從事的本身就是一門表演的藝術。

　　“如果我現在能夠年輕35歲，我一定會將成為一名表演藝術家作為自己最大的理想，而不是想當什么總統(tǒng)。”2001年，克林頓在紐約一家藝術院校的畢業(yè)典禮上說道。他分享了自己對總統(tǒng)和表演藝術家二者之間的比較，共同點是都需要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最美好和最堅強的一面”。

　　克林頓好歹是個業(yè)余薩克斯手，還在白宮為葉利欽露了一手，而看起來除了發(fā)型就和藝術不沾邊的小泉純一郎，為了和藝術家沾邊，就只能施展身體語言了。2006年小泉訪美，在小布什陪同下參觀貓王故居，這名前日本首相伸手擺臀，模仿貓王的經典動作。在發(fā)布會上，他又套用貓王的歌名提醒記者“不要殘忍”，以及“感謝美國人民‘溫柔地愛我’”。

　　其實最該出現在Amit Shimoni的嘻哈版領導人群像中的，是烏干達總統(tǒng)穆塞韋尼。2011年謀求連任時，他錄制了一段廣為傳播的音樂視頻。

　　“我得到一把刀/我把它給了收割粟米的人們/他們給了我粟米/我把粟米給了養(yǎng)牛的人/他們給了我一頭奶牛。”這位65歲的老年政治家、新晉Hip-Hop歌手踏著節(jié)奏，不斷煽動觀眾“要再來一首嗎”。

　　在烏干達這樣一個選民群體以農民和年輕人為主的東非國家，穆塞韋尼無疑抓住了重點：他打造出自己的農業(yè)說唱歌曲，以顯示對年輕人的了解和關心。但是他顯然沒有完全做到位，因為他唱Hip-Hop的時候仍西裝革履。

　　足夠身心投入的政治家兼狂熱藝術愛好者是希特勒。他自我定位為“藝術家型的政治家”，作品甚至在2006年的一個展覽中和畢加索油畫同時出現。

　　還是一枚文藝少年時，希特勒忤逆了其父讓他當公務員的職業(yè)規(guī)劃，“我一想到坐在一間辦公室，被剝奪了自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時間，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上面，心里就感到惡心”。然而當權后的希特勒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他分裂的人格。他不僅擾亂了政治秩序，還動用國家機器對藝術界鏟除異己——根據他保守的藝術口味，他對抽象和現代派藝術家極其厭惡，斥之“瘋子和頹廢派”。

　　希特勒自以為找到了藝術和政治的聯系——政治以藝術形式表現，藝術做意識形態(tài)宣傳——然而歷史已經證明，這是藝術和政治之間能夠發(fā)生的最為極端、糟糕和惡劣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