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和拓曉堂，一位是中國民間藏書第一人，收藏古書七萬余冊；一位是中國古書拍賣界執(zhí)牛耳的人物，開創(chuàng)中國古籍進入拍賣市場的先河。兩人圍繞古書的買與賣不斷斗智斗法，上演了二十年的“恩怨情仇”，同時也締結(jié)了棋逢對手相惺相惜的友誼。

　　沿著古書開啟的歷史時光大門，一路徜徉而去，慢慢翻閱史料，在燈下摩挲書頁，品書之味，見書之魅，確是人生一大雅事。本書便是韋力和拓曉堂從不同視角看中國古書二十年拍賣歷程的碰撞之書，也是展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書人對古書價值探尋認知過程的記錄之書。

　　全書以采訪體的方式寫就，為了盡可能地讓拓曉堂道出更多的古書拍賣臺前幕后故事，以及拍賣深井里的乾坤奧妙，韋力使出了渾身解數(shù)，一點一點挖掘那些隱藏在拍品背后的書人書事。而拓曉堂亦是一位性情中人，言談之間沒有閃爍其辭，對于拍賣行與拍客之間大玩的心理戰(zhàn)術(shù)毫不避言，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資深藏家如數(shù)家珍。在文雅與瘋狂之間，兩位作者收放有度，相較只藏不賣的韋力，拓曉堂作為以拍賣為職業(yè)的商人，其更重視古書的市場價值，文化為市場服務；而相較遍尋海內(nèi)外廣閱博識的拓曉堂，韋力在收書藏書方面更顯執(zhí)著，患得患失的心態(tài)亦在其中。這對既相生又相克的歡喜冤家在中國古籍市場上曾掀起過怎樣的驚濤駭浪，書中有頗多闡述。

　　在一個文化與經(jīng)濟雙角力的拍賣競技場，看似簡短的拍賣過程，實則暗含無限玄機。古書拍賣公司從拍品圖錄的分類排序、選取圖錄的封面、到拍品估價、拍賣順序，拍賣廳現(xiàn)場布局，都頗費思量。這里比拼的不僅僅是文化底蘊、經(jīng)濟實力，同時也要比拼現(xiàn)場的決斷力、掌控力。在不大的拍賣大廳，各路拍客憑一己之力孤軍奮戰(zhàn)者有之，借力打力、借眼用眼者有之，大打友情牌暗中操縱其他拍客者有之，而在拍賣場之外以委托授權(quán)的方式遠離現(xiàn)場運籌帷幄者亦有之，而如韋力先生般，常年浸淫此中，“混”得一眾拍賣公司的學術(shù)顧問，近水樓臺在古書開拍之前，早已對拍品進行了一系列研究者有之。拍賣大廳臥虎藏龍，即使是如韋利先生經(jīng)常占得天時、地利、人和，在拍賣場上也并非戰(zhàn)無不勝，突然殺出的“程咬金”，常搞得他頭痛不已，再遇到如拓曉堂般的操盤老手，即使是抱得“美人”歸，也要付出相當?shù)拇鷥r。

　　對于古籍價值的判斷，是一個逐漸認知的過程，這中間沒有絕對的權(quán)威。一部古書往往就是一把通往歷史的鑰匙，書籍本身記載的內(nèi)容，所用的紙張、書寫的字體、刻印的工藝，反映的社會風貌，皆是后人回望先人生活的憑證。書籍的原始出處、作者在歷史上的影響力，書籍本書的審美價值、研究價值，包括書籍流轉(zhuǎn)傳承的路徑也將極大地影響古書的市場估價。要想研究透一本古書，不僅要通曉中國的歷史，還要將書籍放在世界文化大舞臺上加以衡量，這樣縱橫比對，書籍的歷史、人文韻味方能逐步顯現(xiàn)，也才能掂出一本書真正的份量。

　　中國古籍拍賣短短二十年光陰中，上演了各類古籍的風水大流轉(zhuǎn)，從皇室內(nèi)宗、歷史筆記、名人書札、名人抄本、珍貴刻本、甲骨遺存到封泥印品，一宗宗、一件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不熱鬧。滄海之內(nèi)總有遺珠，有時一件稀世珍品往往得不到世人垂青，其價值嚴重被低估，而待到世人警醒，古書又已失去了蹤跡，不知飄零何方。古書和人一樣，有其自己的命運軌跡，它能超越著述主人的生命，超越一個家族的歷史變遷，在朝代更迭、戰(zhàn)火頻仍中傳流后世，既是古書之幸，也是今人之幸，希望也是后世子孫之幸。

　　離開波云詭異的拍賣場，回到自家的藏書小樓，靜靜品賞這些古籍善本，凝神靜氣處終會發(fā)現(xiàn)，一部古書真正的價值無法用市場價格來衡量，其由內(nèi)而外散發(fā)出的精神氣息，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所謂藏書家，其核心在“藏”，而不在于短暫地取得而后再轉(zhuǎn)手謀利，而當古藉被炒得過熱，其便與珠玉一般，成了炒作的資本，失卻了本來意義。

　　慢慢翻閱本書，穿插于兩位作者對話錄之間的古籍書影，成為該書的另一大亮色。以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刻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卷四十二題跋為例，那隱約浮現(xiàn)于書卷之上的從容之態(tài)，那一紙漂亮的小楷雖歷經(jīng)800年時光，仍展現(xiàn)出溫雅動人的韻致，令人恍若看到一位慢時光里的悠然書家，正凝神靜氣潑墨揮毫。今時今日，中國的書法傳承者即使習字數(shù)十年，書法技巧如火純青，亦是難以寫出這一紙的風采神韻。細究個中原因，不僅僅是書法家個人的造詣問題，更是中國整體人文精神的流失與異變，一個虛浮的時代難以養(yǎng)育出在骨子里透出從容隱逸精神的藝術(shù)大家。文化斷裂、經(jīng)濟轉(zhuǎn)型，于一個國家而言始終是利弊參半，文化上、精神上、氣質(zhì)上的經(jīng)濟化蛻變，很難用三言兩語為其下定論，面對遺失的唐風宋韻、明清風采，除了尋諸遺夢，確是難再現(xiàn)。

　　書中所述書人書事，與西方書話權(quán)威尼古拉斯·A·巴斯貝恩在《文雅的瘋狂》的一書中描述西方一眾書癡異曲同工。相信拓曉堂先生一定愛極了在遺囑中規(guī)定“凡我一生所樂之藝術(shù)品，切勿轉(zhuǎn)交冷寂如墳之博物館，苦待粗忽之看客，投以蠢笨一瞥。必交予拍賣師，槌起槌落，自此散出”的埃德蒙·龔古爾，只是可惜了這位收藏大家的一世書心。拍賣場上充滿了爾虞我詐，商業(yè)氛圍遠比文化氛圍濃重，來此尋寶者未必一定是讀書人。若是從流傳有序的角度，書若能進入真正的書香世家、代代傳承，當是書籍最好的去處，而商人重利，商人之家只能是旅館、客棧，下一輪的飄泊、下一輪的流浪仍是未有歸期。

　　不論拍賣場上如何烽煙四起，但經(jīng)濟的趨動因素，也總算給了古文化一線生機，燃起了國人對中國古文化的尋根熱情，一批塵封于箱底，被封裝隱藏的古籍終于重見天日，而散落海外曾經(jīng)不知所蹤的古代珍本、善本相繼歸國，總算回到了它們的文化發(fā)源之地。古籍拍賣，雖不免褻瀆書籍的神圣，但終是為古籍的保護、流傳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