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是世界級的大作家，“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領袖和旗手”，在西方，大約是有代表性的，然而，伏氏對中國的看法，卻與許多西方人很不同。說來有趣，這位與專治政體斗爭了一生，因語言的尖刻和諷刺的筆調聞名，并為此兩次被投入巴士底獄、數(shù)度被逐出國門的思想家，對中國的評價卻溫暖得近乎巴結。他在《論榮耀》里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廣闊、最美麗、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在這五個“最”里，除“人口最多”無可辯駁外，“最廣闊”？俄羅斯人顯然不會同意，“最古老”、“最美麗”怕要有“之一”這樣的限制詞才說得過去，而“管理得最好”則不知道伏翁是與哪些國家比較得出的結論？老先生這段評價似有信口開河之嫌，可伏翁不是滿嘴跑火車的人哪？看看《論榮譽》全文，似乎可以看出點苗頭。

　　文章是這樣開頭的，說有個中國人到了荷蘭，想買書，聽說有部《世界歷史》，特高興，想看看外國人是怎么評價有五千年光輝文明史的中華帝國的，可是，書里卻沒有寫到中國。他很失望，不買書了，買了兩個美女帶回去了。于是，伏翁講了上面那句話。哦，明白了，他的本意并不在夸中國，而是要諷刺那本《世界歷史》，連有五個“最”的國家都沒寫進去，還算什么“世界歷史”！而諷刺此書似乎不是最終目的，因為諷刺了書，也就諷刺了此書的作者，而此書的作者是法國高級教士、作家波舒哀，《世界歷史》是身為王儲太師的波氏專門為太子寫的。諷刺的鋒芒穿透書籍和作者，刺傷了法國專治王朝的統(tǒng)治者，讓人看到專治王朝的統(tǒng)治者原來是一幫蠢貨。

　　然而，還不能據此就說伏爾泰對中國沒有好印象，他說那五個“最”的時間是1739年，正是“康乾盛世”的時候，伏翁聽點外界的頌揚說點順情話也不是不可能。何況，伏氏雖然對專治政體沒有好感，但對中華文化卻很是認同。讀過伏爾泰哲理小說的人都知道，此翁倡導寬仁，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奉為至理。為了發(fā)揚他所說的“中國精神”，他還根據元曲《趙氏孤兒》，寫出了劇本《中國孤兒》，為中法文學交流的歷程豎了一碑。此翁還將中國《今古奇觀》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節(jié)照搬到他的小說《查狄格》里，咱不說大文豪抄襲，至少說明伏翁對中國文化還是相當推崇的。

　　當然，伏爾泰高度評價贊賞中國文化，其目的在于借此來宣傳其改造法國社會的啟蒙思想，因此，難免有美化的成分，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比如他在《風俗論》中說：“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里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痹诜涎壑校袊虚_明的政治：“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有完備的體制：“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有良好的道德：“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有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么奧義?！?br/>
　　這使我想起，曾經有些想改造中國社會的人對西方的崇拜，自然有真實的部分，但恐怕也免不了“為了打鬼，借助鐘馗”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