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雀山漢墓竹簡

　　□類別 竹簡

　　□文物原屬 漢代

　　□文物現狀 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欄目主持 齊書勤

　　□主講人 李慧芹

　　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

　　名詞解釋 竹簡

　　竹簡，戰(zhàn)國至魏晉時代的書寫材料。是削制成的狹長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稱簡，木片稱札或牘，統(tǒng)稱為簡，現在一般說竹簡。均用毛筆墨書。冊的長度，如寫詔書律令的長三尺(約67.5cm)，抄寫經書的長二尺四寸(約56cm)，民間寫書信的 長 一 尺(約23cm)。

　　山東省博鎮(zhèn)館之寶

　　《孫子兵法》是我國歷史上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它總結了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初期，新興地主階級反對沒落奴隸制的許多戰(zhàn)爭經驗，還反映了戰(zhàn)爭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具有普遍的哲學意義，在歷史上有很大影響。由山東省博物館收藏的《孫子兵法》竹簡和《孫臏兵法》竹簡，被譽為該館“鎮(zhèn)館之寶”。從面世至今，兩件寶貝已失傳2000多年，這些竹簡殘片被拼接后，還原了《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全貌以及《孫臏兵法》十六篇，這些竹簡同時也揭示了歷史上的孫武孫臏并非一人。

　　出土過程

　　藏身淤泥意外發(fā)現

　　李慧芹向記者描述了《孫子兵法》竹簡、《孫臏兵法》竹簡的出土過程。1972年4月10日，在位于山東省古城臨沂東南的銀雀山上，臨沂地區(qū)衛(wèi)生局基建工地正在施工。隨著建筑工人的鎬頭不斷敲擊，一座沉睡了2000年的西漢古墓被“驚醒”，這就是銀雀山漢墓的一號墓。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地區(qū)文物組隨即對這座墓葬展開發(fā)掘，4月18日，在對一號墓墓坑進行最后清理時，在其西側發(fā)現了二號墓。因為當時條件所限，加之墓葬中又有積水及膝，發(fā)掘工作難度很大。兩座墓葬中共清理出陶器、漆木器、銅器和錢幣等文物共計95件，就在清理這些文物時，非常戲劇性地發(fā)現了《孫子兵法》的竹簡殘片。原來，在一號墓發(fā)掘過程中，工作人員在淤泥中無意中發(fā)現了大量的竹片，當時大家都以為這些可能是盛裝隨葬物品的竹器破損后遺留下的，就隨手取出堆放在墓坑邊。當有人在這堆雜亂如草的東西上無意看到污泥掩蓋之下，隱隱約約似有黑色墨跡，于是便撿起其中一片，用清水沖洗掉泥垢，只見上面寫著“齊桓公問管子曰……”于是，銀雀山漢墓竹簡就這樣在不經意間穿越2000年的黑暗與寂寥，出現在世人面前。

　　更令人心動的是，二號墓中也發(fā)現了不少竹簡殘片，而且竹簡長度要比一號墓長許多，出土時整體狀況也好得多。由于兩座墓葬都有積水，竹簡長期浸泡在淤泥中，聯綴竹簡的編繩都已經腐朽或斷開，僅有部分清晰或模糊的編聯痕跡遺留在零落的竹簡上。還有的竹簡甚至和墓穴中的污泥粘連在一起，朽腐殘損非常嚴重，急需得到科學有效的清理和保護。因此，山東方面遂向當時的國家文物局求援，這批竹簡旋即被悉數運往北京。 1972年10月，國家文物局組織山東省博物館和全國抽調的專家學者，共同對這批竹簡展開全面的整理、保護和研究。

　　修復過程

　　脫水環(huán)節(jié)成為難點

　　經過近兩年的挖掘工作，山東省博物館共清理出一號墓的竹簡4942枚，其中完整竹簡每枚最長27.6厘米，寬0.5至0.9厘米，厚0.1至0.2厘米，殘斷竹簡則長短不一。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共有32枚，每枚長69厘米，寬1厘米，厚0.2厘米。二號墓竹簡除了部分局部殘損，基本保持了整體完好。隨著竹簡上泥污漸漸去盡，竹簡的真實容顏一點一點顯現出來。這些遺落在竹簡上的墨色文字，抄錄的內容竟然是大批的先秦典籍。其中，現在有傳本的典籍包括：《孫子兵法》十三篇及孫子佚文五篇、《六韜》十四組、《尉繚子》五篇、《晏子春秋》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篇；古佚書有：《漢元光元年歷譜》(二號墓出土)、《孫臏兵法》十六篇、《論政論兵之類》五十篇、《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其他類十三篇。這些已經考定內容歸屬的竹簡，只是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中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竹簡因殘斷缺失程度嚴重，簡文內容尚待研究和考釋。

　　1972年10月，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來自全國的專家學者對竹簡上早已湮沒的信息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由于竹簡非常脆弱，如何保護它成了一個首要的問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現在經常使用的脫水技術尚未成熟，竹簡最初送到山東省博物館時，曾經留下了一部分做脫水試驗，遺憾的是試驗失敗，竹簡全部損壞，為了應付這種復雜情況，最后采用了蒸餾水，就是將竹簡用玻璃片在下邊托住，然后借著水的潤滑作用，把它固定在玻璃條上，再裝到玻璃管里，然后將玻璃管里灌上蒸餾水，再用橡皮塞塞緊并用蠟密封，從而隔絕空氣，同時保持水分，這才暫時解決了保護的問題。

　　入藏過程

　　總理親批專列運送

　　1974年5月，竹簡整理工作宣告結束。 6月，周總理親自批示，調撥專列火車將這批竹簡運回山東，并入藏山東省博物館。為了讓銀雀山漢墓竹簡有更好的收藏空間，山東省特地劃撥專款，在館內單獨為這批竹簡建起一座三層小樓，被當時的博物館人稱作“竹簡樓”。這座專門為竹簡設計的建筑墻體堅厚，抗震能力強，而且冬可保溫，夏可隔熱，樓內分設有竹簡庫房和實驗室，建成之后，竹簡便一直珍藏于此，直到1998年遷至條件全面提升的山東省博物館新館。自竹簡入藏，山東省博物館一直配備專門的業(yè)務人員負責竹簡的日常保管和保護，幾代博物館人對這批竹簡給予了全心的關注和呵護，使得這批竹簡在出土近40年后的今天，依然容顏不改，在人世間的滾滾紅塵和風云變幻中，繼續(xù)演繹著跨越2000年時空的大漢傳奇。

　　這些銀雀山漢墓竹簡就書體而言，基本上可分為篆書和隸書兩大類，有時一種書簡里又包含幾種不同類型的字體。以《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為代表的作品，書寫得較為草率，它是一種由篆書向隸書演變時期過渡性字體的書法作品。結字或取縱勢，或取橫勢，結構由繁趨簡，用筆有明顯的提、按、挑等變化，運筆或折或轉順乎自然，整個字體左高右低，個別偏旁和部首的寫法仍然與篆書的筆法相同，但多數字體已經打破了篆書象形化的結構，圓轉對稱定型化的線條逐漸減少了，更多則出現了隸書的特征。一簡寫下或流暢飄逸，或瀟灑自然，字體的大小，撇捺的粗重及字間的疏密錯落有致，且氣勢連貫，表現了一種古樸自然之美感。

　　另一種字體，則是以《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為代表的書法作品。它是一種由秦隸向漢隸過渡時期的書法作品，書寫的稍顯規(guī)整。其特點是整個字形更趨于方形或扁方形，橫畫左低右高，用筆有輕重徐疾的痕跡，某些橫畫已具有了蠶頭雁尾的雛形，改變了古隸無波的狀況；運筆左施右突，能收能放；筆力沉靜貫注，從容不迫；結體自然隨意，秀勁清麗。雖然字的大小相差不很明顯，但在一簡中有的筆畫密集，有的結體疏朗，給人以愉悅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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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子兵法》應用廣泛

　　2500年前誕生的《孫子兵法》，代表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兵書，歷來受到兵家的重視，被人贊譽為“兵學圣典”。中國歷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將領，見之歷史記載的很多，如西漢時代的張良、韓信，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曹操，唐代的李世民、李靖，宋代的岳飛、李剛，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劉伯溫，清代的曾國藩等。當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對《孫子兵法》也有深刻研究，毛澤東曾對《孫子兵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是科學真理。劉伯承對《孫子兵法》熟讀至能背誦，并運用奇巧，出敵意外。劉伯承手譯的《孫子兵法》兵勢篇，至今還保存在歷史檔案中。現在，《孫子兵法》已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傳到世界各國。除了軍事領域外，它還被運用到外交活動、企業(yè)管理、市場競爭、體育競賽等方面，成為世界人民最喜愛的讀物之一。美國最著名的亞馬遜書店網站評論：“如果人的一生只能讀一本書的話，那就應該是《孫子兵法》。 ”

　　歷史考證

　　孫武孫臏并非同一人他們相差百歲

　　李慧芹告訴記者，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在中國考古史上實屬罕見。正如新華社在報道中所稱：“《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出土于銀雀山漢墓，為一個千古之謎提供了答案。 ”

　　據《史記·孫子 吳起列傳》記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又載：“孫武即死，后百余歲有孫臏。臏生于阿鄄之間，臏亦武之后世孫也……世傳其兵法。 ”由此可見，孫武、孫臏并非一人，他們相差百余歲，各事其主，并各有兵法傳世。 《漢書·藝文志》中有《吳孫子》(孫武)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 《隋書·經籍志》中，《齊孫子》不見著錄，自此以后，關于孫武和孫臏是一人還是兩人，《孫子兵法》是誰所著，以及《孫臏兵法》是否確有其書等便成為歷代糾結不清的問題。

　　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為這一歷史謎團的破解提供了確鑿的論據。在編號為0233號的竹簡上，有“吳王問孫子曰……”等字樣，在第0108號竹簡上，寫有“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由此看來，吳王面對的孫子，是孫武無疑，而與齊威王談論用兵之策的，則是孫臏，這也印證了司馬遷《史記》中有關孫武、孫臏的記載的真實性。另一方面，銀雀山漢墓竹簡內容與《史記》所載史實又有不同處。 《史記》記載了發(fā)生在齊國和魏國之間著名的桂陵之戰(zhàn)和馬陵之戰(zhàn)，但在桂陵之戰(zhàn)的記載中并沒有提及龐涓。而銀雀山漢簡0214號簡文則有“孫子弗息而擊之桂陵而禽(擒)龐涓……”的記載。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孫武是春秋吳國時期的孫子，孫臏是戰(zhàn)國齊國時期的孫子。也就是說，孫臏是孫武之后世的子孫，各有兵法相傳。

　　“馬陵之戰(zhàn)”發(fā)生在郯城馬陵山

　　《孫臏兵法》竹簡的出土，也為歷史上經典的“馬陵之戰(zhàn)”揭示了新的信息，讓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向了郯城縣的馬陵山。在馬陵山的北側，有一處墓葬，20年前被村民們挖掘，墓前有一塊無字碑，據當地群眾說，這就是孫臏為龐涓修的墓。當年馬陵之戰(zhàn)結束后，孫臏把龐涓的頭割下來懸頭示眾，龐涓的尸體被運到了他安營扎寨的地方，也就是馬陵山安葬。當年，孫臏念及同學之間的友誼，同時又考慮到龐涓的身份是魏國的大將軍，因此在安葬的禮數上給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禮儀，給以棺槨，雙重這種形制給他做了安葬。在《孫臏兵法》中，孫臏用了“隘塞死地”幾個字來描述當年馬陵之戰(zhàn)的地形，意為這個地方比較狹窄，越往里走越深，從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險，但是進去以后就形成了一個狹口，比較閉塞的地方，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從馬陵山一帶出土的戰(zhàn)國時期的兵器，無論是年代還是歷史上的記載，都與“馬陵之戰(zhàn)”的時間相吻合，由此可以證明，歷史上這里確實發(fā)生過一場戰(zhàn)爭，而“馬陵之戰(zhàn)”的戰(zhàn)址的確就在郯城的馬陵山。此后，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也把馬陵山列為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