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余秋雨被一些文人嗆得灰頭灰臉，但偶爾讀到他寫的《胡適傳》，還是想談談這個人。

　　《歷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前面有說明：“本書是《學習與批判》叢書的一種，共收人物傳記十六篇。這些文章都曾刊登于《學習與批判》雜志……”《學習與批判》是文革期間的主流媒體，余秋雨先生在該雜志1974年第一期發(fā)表的《胡適傳———五四前后》也被收入此書。

　　我得佩服余秋雨的鉆研精神，他那時才20多歲，能整理出這樣一篇詳略得當的文字，的確不易。不到兩萬字的傳記，從1910年胡適參加“庚款”留美考試開始，到1922年他晉見廢帝溥儀結束，基本上把這一段的事都概括清楚了。唯一不同的是結論。他這樣描述胡適出國時的情景：“胡適跑到甲板上來‘賞月’。賞月不可無詩。按照老例，胡適也做了一首‘見月思故鄉(xiāng)’的《百字令》。結尾是：‘憑欄自語，吾鄉(xiāng)真在何處？’就是說：故鄉(xiāng)究竟在哪兒，在美國還是中國，他有點搞不清楚了。胡適差點就說出了‘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痹u價胡適在北大講課的情景：“但是實際上，胡適是講了一部被歪曲、被顛倒了的中國哲學史。例如，對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他完全是一個‘尊儒反法’的專家。”這些結論是當時一貫的論調，不足為奇。

　　我關心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間的寫作。他自述：“1968年8月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當時正逢浩劫，受盡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農場勞動。”可想而知，其處境并不好，沒有什么靠山，但他的確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兒。他能在“受盡屈辱”之后迅速被起用，在嚴格的政審中過關，進入核心力量控制的寫作組，一下子站立在潮頭，靠的是什么？知識分子靠的只有一支筆，和這支筆背后的態(tài)度。從《胡適傳》里我們看不出端倪，能看到的是一個完全模式化的余秋雨。我們只能說，在完全模式化的環(huán)境里，脫穎而出的余秋雨，一定有區(qū)別于他人的表態(tài)技能！


　　如果把余秋雨在文革期間的崛起定性為一種生存技巧，我是認同的。舉國上下聲調一致，沒有任何雜音，為了自保，說幾句違心的話，隨大流吆喝幾聲，又能怎么樣？即使他吆喝的聲音比別人更大，也不能因此判斷他比別人更惡劣。但余秋雨的生存技巧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再次顯現出來。他的所謂文化散文一炮走紅，可謂抓住了機遇，使他再度崛起，站在潮頭。這次崛起對余秋雨意義很大，證明他已順利完成言說方式的轉化，掌握了話語權。如果僅止于此，倒也無所謂。即便他堅決不承認別人給他指出的文字硬傷，即便他把所有批評他的人誣為盜版商的同謀，即便他心安理得地做一個熒屏上的“知道分子”……這些通病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都有，余秋雨做得也不算最過分。

　　余秋雨的再一次被關注，源于川震后的“含淚勸告”。我相信，余秋雨“含淚勸告”的英勇行為不會因為時間的關系淡化，相反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符號。因為從寫《胡適傳》的余秋雨到“含淚勸告”的余秋雨，有一個相對清晰的脈絡，此即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焦慮———尋機表態(tài)。寫《胡適傳》時塑造的人格已經成型。年輕時為自保而表態(tài)，還情有可原，那么到了今天，是誰逼著他這么說、這么做的？不是他的良心，也不一定有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他的表態(tài)慣性，是機會主義者的本能。雖然只是一個表態(tài)而已，但表態(tài)的技巧比以前要求更高。他已不滿足于一個文化人的小利益，而是要引領話語權。這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太壞了。若他從中得利，難免一些人有樣學樣。且不說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是什么，起碼還有人格擔當吧？

　　知識分子代言的對象是誰，這一點一定想清楚了再做。一個違背民意，只靠討好少數幾個人就能得利的時代已漸漸遠去。他這次的擔當很好，適時地把自己拋出來，做了反面的教材，讓我們從另一面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