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幾年您一直致力于調查收藏界的混亂現(xiàn)狀，那么在您看來，造成國內文物市場造假“繁榮”的原因有哪些？

　　吳樹：改革開放以后，人們手里有錢了，于是懷著各種想法殺進了文物市場。富豪階層很明確以投機和投資為目的，好古的知識分子也買來玩玩，普通市民主要以撿漏為主，因此形成了不同階層齊動員的全民收藏。但傳世的古董畢竟有限，數(shù)量遠遠不夠，怎么辦？于是有人去盜墓，有人去造假！其實，中國古代就有仿古工藝，宋代就有了成規(guī)模的仿制，到民國形成了歷史上的另一個高峰，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瘋狂。

　　此外，西方資本對國內文物市場的刺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近20年來西方資本對其掌控的元明清官窯瓷器高標價炒作、拋售，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拍到兩億多元，明清官窯動輒上千萬元，這給國內市場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再加上國內富豪的盲目追捧，權威專家們的價值評判失誤，導致元明清三代官窯瓷器的市場價格畸形飆升，暴利效應直接帶來了高仿品的繁榮。

　　還有政府監(jiān)管不力、《文物保護法》和《拍賣法》在實施上的無能為力，也縱容了造假市場的繁榮。


　　記者：目前國內文物高仿行業(yè)的整體狀況怎樣？造假重災區(qū)在哪里？

　　吳樹：文物復制一般有三種目的，一是對于國家無法收藏原物的珍貴文物進行仿造，使其能夠替代原物，起到普及歷史知識、研究當時文化的積極作用。二是一種半文化、半商業(yè)的復制行為，就是明確告知商品是藝術復制品，為了滿足部分酷愛古代文物，又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原物的需求者，這種復制行為能夠起到傳承民族傳統(tǒng)工藝、普及文物知識、滿足市場需求的正面作用。三是出于商業(yè)暴利目的的造假行為，這種復制開宗明義，就是為了騙人騙錢，從法律角度看是違法行為。

　　現(xiàn)在中國文物造假的種類很多，其中數(shù)量較大、交易最活躍的大概有三類：陶瓷器、玉器、青銅器。以市場上數(shù)量最多、交易量最大的陶瓷造假為例，目前最受市場追捧的陶瓷贗品主要模仿對象有藏界通常所稱的“官、哥、汝、鈞、定”宋代五大名窯生產的器物和景德鎮(zhèn)生產的元明清官窯瓷器，其中造假時間最長、造假水平最高，對文物市場殺傷力最大的是后者。

　　記者：景德鎮(zhèn)造假業(yè)的存在有什么特殊背景？

　　吳樹：制作元明清官窯高仿品，景德鎮(zhèn)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一是那里的官窯文化文獻資料相對完整。二是生產工藝的傳承未曾間斷。三是生產官窯的特殊原料至今猶存，如胎土二元配方所需要的麻倉土并不像專家們所言已經絕跡，而是仍在被偷采、使用。

　　記者：文物造假會對文物市場和社會層面產生哪些危害？

　　吳樹：景德鎮(zhèn)官窯造假業(yè)的繁榮不是一個孤立的現(xiàn)象，它是當代文物市場亂象叢生的標志性源頭之一，危害性不容小覷。先從市場層面上看，景德鎮(zhèn)仿造的高中低檔官窯贗品大量充斥國內外拍賣場、古董店等交易場所，使得本已混亂不堪的藝術品市場進一步背離藝術品交流、收藏的本質，成為惡意逐利的賭博場。

　　這幾年我見到不少富豪收藏家和普通收藏者，很多人收藏的天價古董其實就是景德鎮(zhèn)仿造的官窯瓷器。其中一位浙江富豪，花了近億元的成本，購買了十幾件完全不靠譜的所謂清代官窯器，還自稱“件件都是故宮里沒有的國寶”，損失慘重，慘不忍睹。

　　現(xiàn)在這種官窯仿品已經波及到國外市場。我采訪過幾個歐美國家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他們表示每年都要到景德鎮(zhèn)考察，目的就是為了掌握制假新手段、新動向，避免遭受損失。可以這樣說，景德鎮(zhèn)官窯高仿贗品的泛濫，不但是在自毀前程，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化信息的聲譽與可信度。市場上到處充斥著假貨、贗品，還怎樣讓世人相信、景仰我們幾千年的文明？

　　而且，文物造假對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造成了巨大沖擊。在贗品暴利的誘惑下，“勤勞致富”的價值觀正在被“一夜暴富”的金錢觀取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商道正在被“騙術為王”的流氓手段替換。我們在文物市場上經常可以目睹這樣的現(xiàn)象，買了贗品，無處索賠，反倒遭人恥笑為“打眼”。賣贗品者臉不變色、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告訴你“古玩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買贗品、交學費是正常現(xiàn)象！”

　　這種以追求暴利為目的的純商業(yè)造假活動也正在挑戰(zhàn)中國法律的尊嚴。制假、賣假，一直打進國內外知名拍賣行，成交價動輒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人民幣，嚴重地侵害了購買者的利益，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種詐騙行為同時也違反了《刑法》。這種現(xiàn)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勢必影響我國法律的嚴肅性?？偛荒苷f，制造和銷售假冒偽劣食品、藥品和其他商品的人，該坐牢的坐牢、該槍斃的槍斃，而制造、銷售文物贗品、牟取暴利的人卻可以安然無事地逍遙在法律之外吧？真要如此，我們的法律精神豈不成為一個荒唐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