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梅派傳人梅葆玖先生在收徒儀式上鄭重言道：“有些年輕人稱我為大師，我說‘胡說！我不是大師，我是干活的!’真正的大師是我父親，是四大名旦，四大須生，是楊小樓這樣的前輩藝術(shù)家！我希望我們的民族能夠真正認清什么是大師的標準。各行各業(yè)都是如此?！?


　　近些年，“大師”稱謂的泛濫到了讓人無奈甚至滑稽可笑的地步，如像誰有一門專長就能獲此殊榮，似乎誰都有權(quán)隨意賜予某人這項桂冠。對此風氣，梅先生的一番話不啻又是一次有力的“叫停”、“棒喝”，或許能讓一些人慎言“大師”，除除膚淺、浮躁之氣，而且還提出認清“大師的標準”，更是一個值得深思、探討的問題。

　　說到文人學者獲“大師”稱謂，最早見諸文字的大概是《史記》“儒林列傳”中的伏生傳。伏生秦時曾任博士，秦始皇下令焚書時，他把儒家經(jīng)典《尚書》藏到墻壁中，由于兵亂，到西漢初年，其書僅存29篇。漢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就派太常掌故晁錯去請伏生出山教授《尚書》。那時伏生已年逾九旬，仍奉詔在山東授業(yè)，培養(yǎng)出一批通曉《尚書》的專家學者。于是太史公嘉許：“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br/>
　　《尚書》艱深，當時天下無人能解，獨伏生及其弟子有專攻、有建樹，被史家稱為“大師”，當在情理之中。從中我們也感悟到，大師者，應該是在某一個學科領(lǐng)域或行業(yè)里有專門獨到、自成體系的研究，以及有超常的建樹和對社會乃至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人。大師是一座“知識寶庫”，不僅僅有一技之長。這種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少數(shù)。正是因為如此，一些被公認為大師級的人物對“大師”這個稱號始終“誠惶誠恐”，卻之唯恐不及。季羨林先生生前就在多個場合懇請摘掉頭上“大師”的“帽子”；一位“國寶級”的畫家坦言：我就是一個美術(shù)工作者，當下在世的畫家還沒有“大師”。至于梅先生說自己就是“干活的”，雖然過謙，卻也是由衷之言。又如，魯迅被尊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郭沫若被樹為文化戰(zhàn)線的一面旗幟，茅盾、巴金被稱為著作等身的文學巨匠，曹禺被認可為首屈一指的劇作家，老舍被授予“人民藝術(shù)家”稱號，趙樹理被譽為描寫農(nóng)村的“鐵筆”、“圣手”……說他們是文學大師，毫不過分，但在他們身前，似乎無一人擁此桂冠。而當下，一些所謂“第一寫手”、“金牌編劇”、“著名笑星”、“國際級導演”等，剛得了幾個獎項，公眾中褒貶不一，爭議尚在，居然也有人被封為“大師”，有的人竟盛情難卻，欣然笑納，實在令人汗顏?，F(xiàn)在，制定一個具體的量化的“大師標準”不大現(xiàn)實，但公眾的一致認可，歷史的長期檢驗，是不能逾越的兩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