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后期的美術史上，有許多具有時代特點的藝術現象，它們與美術發(fā)展所呈現的特別的關系，有的對于推動美術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有的因為左右了美術的發(fā)展而成為美術史研究的一個問題，其中周恩來與中國美術就是這一時期美術史研究中的一個個案。今年正值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周恩來與中國美術的關系問題隨機而被提出來，對于它的研究，則是一種特殊的紀念方式。3月2日，“周恩來與中國美術——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專題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這是一個不同于一般紀念性的展覽。它沒有趁機在全國征集作品，當然，如果趁機，還是有機可趁。利用周恩來在公眾中的影響力而斂上幾百張畫，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么，其結果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梅花王、雞王、鴉王，以及不著邊際的山山水水等，加上一個紀念的題跋，就構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紀念性的展覽。但是，“周恩來與中國美術”展通過收集、梳理史料，進行分析和研究，明晰地呈現出了周恩來與中國美術的關系，從而建構了20世紀中國美術發(fā)展中的獨特篇章。

早在1921年9月，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在寄給國內“覺悟社”同仁的信件中就附了3張明信片(現藏天津博物館)，畫面分別是米勒的《拾穗者》、羅丹的《青銅時代》和特銳奧松的《就葬》，周恩來在每張明信片的后面都寫有簡短的評語。雖然此前幾年林風眠、徐悲鴻等已在法國留學，可是，這一時期在國外留學學美術的學生還是屈指可數。那么，不是專門學美術的周恩來關于西方美術的早期引介，對于西方美術在中國的傳播所做的工作雖然只是僅此而已，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周恩來對美術的興趣以及專業(yè)知識，對于他后來在領導位置上得以關心美術事業(yè)以及制定相關的方針政策，都是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基礎。

周恩來與20世紀中國美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抗戰(zhàn)時期關心國統區(qū)左翼年輕版畫家的創(chuàng)作，并促成了國統區(qū)與解放區(qū)的版畫交流，弘揚了延安等解放區(qū)反映抗戰(zhàn)現實生活的版畫藝術。2、關懷新中國的連環(huán)畫出版事業(yè)，發(fā)揮了大眾普及的藝術形式在特定時期的社會教化功能。3、關心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中國美術館等重大工程的建設，以及與之相關的重要美術作品的創(chuàng)作。4、通過了最高國務會議在北京、上海建立中國畫院的決議，創(chuàng)立了當代中國畫院體制。5、給予齊白石等藝術家以極大的關懷，積極促進了畫家之間的團結。6、“文革”后期通過提議在對外場所布置中國畫，既避免了傳統中國畫的滅頂之災，也保護了一批著名的中國畫家。這些具體的事跡，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來說，親自關心、積極支持、具體領導是非常不易的。相對于諸多國家大事來說，像給齊白石祝壽、出席齊白石追悼會等，如果沒有那一分感情、那一分熱愛，都是可以忽略的。反之，因此卻給予20世紀中國美術事業(yè)的發(fā)展以重要的機緣，給予幾代藝術家以深深的感動和切身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