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發(fā)現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濃眉大眼，嘴角下勾，與中原地區(qū)文物中的人物形象迥異

三星堆發(fā)現的金杖被認為是迄今發(fā)現的同期最大的金器，用純金皮卷成筒狀包木柄而成。杖上刻有四組魚鳥草葉紋圖案。

發(fā)掘三星堆前后六年，陳顯丹一直參與其中，他認為，三星堆的文物證明直到西周時期四川地區(qū)的文化還保留著不同于中原的特色。

　　冥冥中與考古有淵源

　　我1976年當兵復員回來以后進入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的工資是30多塊錢。那時，我對文物沒什么了解，看到店里的專家們收購一件文物就是二三百塊錢，只覺得這個東西很神秘。我們這個店里的部分工作人員在1949年之前就搞古玩、字畫的收購，有一位文物收購專家在全國都很有名氣。他們帶出的一些人，后來進入了四川省文物局工作。

　　說起來，我與考古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淵源。我是1972年入伍的，當兵的地方是在河北滿城縣，那里有一個漢中山王墓，出土的金縷玉衣很有名氣。這個墓就是我們那個連隊1968年施工時發(fā)現的，我還去這個地方看過，也聽一些老兵講過發(fā)現這個漢墓的過程。

　　由于這些經歷，1977年上大學的時候我就選擇了考古專業(yè)，進入了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這里有著名的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甲骨文方面有徐中樞等名家。大三的時候，我們曾去西藏卡若遺址實習，那次是西藏首次大規(guī)模發(fā)掘。

　　卡若遺址在金沙江和瀾滄江匯合的地方，時代比較早，有很多建筑遺跡，這在藏區(qū)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剛去的時候很不適應，因為那個地方的海拔有3100米左右。旁邊還有一個水泥廠，我們在那兒發(fā)掘，水泥廠的灰粘滿了我們全身，只剩下兩個眼珠子。

　　我們請的民工一半是藏族，一半是漢族。實習三個月之后，我們又從昌都去拉薩。

　　給我們開車的四個司機每次都要喝酒后才上路。我們不想讓他們喝酒，他們就說，不喝酒就不開車。我們就與他們交涉，他們總算答應少喝一點。但這樣我們還是很擔心，沿途還看到有軍車翻下去，散了一地，至今記憶猶新。

　　初掘三星堆航拍留記錄

　　1980年畢業(yè)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館文物考古工作隊。第一次出差是在四川彭縣竹瓦街，這個地方的文化與后來的三星堆發(fā)掘有一些聯系，因為兩個地方比較近。

　　那年11月，我們開始做三星堆的發(fā)掘準備工作，12月開始正式發(fā)掘。我們幾個人在那里自己開火做飯，住在當地磚廠的窯洞里，幾塊紅磚一碼，里面弄些稻草，安好床板就是宿舍。當時的磚廠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農民在那里挖土燒磚，我們就在這里做搶救性的考古發(fā)掘。

　　剛開始，很多人來看我們工作，覺得很稀奇。我們每天挖出陶片、石器、石塊，偶爾有一塊骨渣之類的東西。農民不理解，看的人就少了，有人說“你們老這樣會賠本”，他們把我們理解為挖寶。

　　這次發(fā)掘歷時三個月，主要發(fā)現了約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十幾座，出土了一些陶器和石器。此外還發(fā)現了四座墓葬。其中一座是成年女性的，另三座是7歲－12歲的兒童的，但都沒有隨葬品。

　　我們覺得這個墓葬很重要，1982年我們就向單位和地方提出，把這里保留起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沒能保留，但他們采納了我的一個建議。我說，如果不保留的話，至少應該把整個資料收集齊全。我們繪了圖，但是沒有空中拍攝的照片，當時沒有高空攝影，我們也沒有這個技術。正好四川有一個飛行學院，我建議，請他們在訓練的時候，在我們的遺址上空飛一下，把它拍攝下來。成都軍區(qū)空軍司令部的同志們同意支持我們，只收800元的汽油費。

　　由于我們的遺址很小，而開始使用的飛機速度太快，首次拍攝失敗了。后來就從鳳凰山調來直升飛機，第一次因為沒找到方位，也沒有拍攝成功。后來，我們在地面燒起兩堆篝火，飛機再過來拍。老百姓知道后都過來看，把這里圍得水泄不通。

　　飛機在離地面約20米的高度，把這個遺址局部的、整體的、與高空的全部拍了下來。

　　后來，我在這里又陸續(xù)發(fā)現了燒陶器的遺址，制作玉石器的石料。

　　再掘三星堆發(fā)現“魚鳧王”金杖

　　1986年，我們對三星堆開始了新一輪的發(fā)掘。這次的發(fā)掘面積比較大，有1000多平方米，發(fā)掘的人員也比較多，我們帶著學生實習，還有經過我們培訓的各個地區(qū)文管所的干部。這次發(fā)掘我們分了三個區(qū)域，我們前幾年發(fā)現的一切，這次發(fā)掘的都有。最關鍵的是通過這次發(fā)掘，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

　　發(fā)掘出土的文物跨越的時間涵蓋了距今4800年到距今3000年這一階段。也就是說，在近2000年時間里，三星堆遺址沒有間斷過，古蜀文化一直在這個地方生長。
還有一個重大發(fā)現，就是我們在這次調查中發(fā)現了城墻，經過這次發(fā)掘證明，這里是古蜀王國的一個都城，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中心。

　　這時，磚廠的農民并沒有停止挖土。他們挖土的方法是先從底下掏，然后從上面搗下來，這樣省力、效率高，掙錢也多。這年夏季的時候，有一幫挖土的農民挖到了一號祭祀坑的一個腳，挖出了幾件玉器，馬上就被他們拿走了。我們正在離這個現場100米的住地整理春季發(fā)掘報告，有人來告訴了我們這個事情。我們馬上趕到那里，追回了所有玉器并把現場封存起來布探方。

　　這塊地是水稻地，秧苗長得正高。挖到一定深度就有水滲過來，一邊往下挖，一邊就要把水排出。這個坑道的結構形式很像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的一個坑，我們很吃驚，認定會有大發(fā)現。我記得很清楚，是在7月2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我們發(fā)現了一個黃色的物體，這個物體上面有一條魚的圖形，很長。我就覺得這絕不是等閑之物，心里開始緊張。

　　這個東西彎彎曲曲有一米多長，因為在距離這里不遠的地方曾經發(fā)現過一個金腰帶，我以為這也是古蜀望王的金腰帶。當時有民工問我這是不是黃金的，我沒敢說，就撒了一個謊說是黃銅。然后讓大家停止工作，并把睡覺的工作人員都叫起來，我們商量后兵分三路，一路回成都向單位匯報，并且讓川大實習的學生到廣漢縣委報告，請他們派武警來，我堅守崗位不動，現場人員不準走開。早上5點多，快天亮的時候，廣漢派了三十多個武警來，把這里圍了起來，然后還組調了一些民兵在周圍。我這才宣布這可能是蜀王的金腰帶。

　　這一下不得了了，人們從四面八方趕過來，連外縣的人也過來看熱鬧。

　　后來我才發(fā)現，這個文物不是金腰帶，而是一根金杖。金杖上所刻人物的圓臉及所戴之耳墜和五瓣花冠，與古蜀遺址中出土的其他人物臉型、嘴和所戴之帽是完全不同的。在發(fā)現的人物造型中，不論是青銅鑄造的，還是刻劃在玉器上的人物均為方頤、大嘴，且兩嘴角上挑或下勾。金杖上的人物刻像為圓臉，嘴呈微笑之形，頭戴“玉冠”，可以說是體現一個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物。根據與頭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魚、鷹圖案，可謂是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極有可能表達的是帶有王者之氣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記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與此“象形文字”有關呢？那就是“魚鳧氏”。我們把金杖上刻的圖案從左至右讀下去，正好是“魚鳧王”三個字，也就是說該金杖的主人應是“魚鳧王”。

　　建設博物館參觀者眾多

　　此后我們還陸續(xù)發(fā)現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青銅器及金器。特別是青銅器中的各式人頭像和黃金面罩是中國考古史上的首次發(fā)現。我們的發(fā)掘、清理工作于那年8月14日結束，根據這此發(fā)掘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現象，我們認為它是古蜀人舉行祭祀儀式所留下的祭祀坑而不是我們剛開始認為的王陵，我們將其命名為1號祭祀坑。

　　之后，我們又發(fā)掘了2號祭祀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大型青銅立人像，高2.6米，是迄今發(fā)現的最大的青銅鑄像之一。挖掘完畢后，我們提出要建三星堆博物館。1994年，我開始做三星堆博物館的內容陳列設計與形式設計，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館順利開館。三星堆博物館在視覺、陳列手段、燈光使用上，都有前瞻性，讓人耳目一新。我們的解說員都是自己招聘，然后培養(yǎng)出來的。開館之后，我在那里觀察了幾天，發(fā)現來參觀的人很多，而且人數在增加。

　　我就有一個體會，國內很多博物館門可羅雀，不是人們不來參觀，而是展品和陳列方式有問題。三星堆博物館一直略有微利，沒向國家伸手。一次《中國文物報》在評全國十大精品展的時候，我們根本沒有報名，就被評為十大精品陳列。

　　■人物

　　陳顯丹 1955年6月生于成都市，1980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負責四川三星堆古蜀文化遺址的發(fā)掘工作，曾應邀在倫敦大學、大英博物館、劍橋大學、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主辦關于三星堆遺址發(fā)掘的講座?，F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出版專著有《東漢雒縣古城墻》等。

　　■發(fā)現背后

　　我認為古蜀王國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即已出現。在這些邦國中，從目前的考古資料表明，當為三星堆這一古城最為強大，特別是兩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銅器更加展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國強于周圍鄰邦。

　　古蜀王國的考古發(fā)現，也與傳說時代的虞舜時期大致相當。從三星堆遺址和寶墩古蜀人遺址所出陶器的演變亦可看出古蜀國的發(fā)展在成都平原持續(xù)了2000年之久，直至西周后在中原文化與諸文化形成大融合之際，仍保留著自己的特色，如尖底盞、鳥紋、手心紋等?？梢娛裢鯂慕⒉⒎鞘窃谥苁ЬV紀之后，也并非是唐代詩人李白“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詩中表述的那樣虛無飄渺。